我手脚笨拙，反应迟钝，所以开车对我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之前租了一辆自动档的捷达开了两周，发生两次小事故，第一次是在公司车库倒车，油门没控制好，蹭了墙，第二次是在复兴门百盛南面入长安街的时候蹭到了一辆黑色广本。经过两次事故，知道了事故处理流程，心里有底了许多。

新车开了一周，上班下班的路上都格外小心，总算还平安。好的地方是总算有一个干净、舒适的乘车环境了。最近两天，感觉车感有所增强，总要练到车如腿脚的境界才好。

      世界是平的。“平”即指“全球化”。
　　
　　本书的副题是“二十一世纪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作此书时，本世纪的第五个年头当尚未完结，作者弗里曼就急吼吼地要来个盖棺论定——难怪那许多书评人看不惯他。书评人的另外一个主要批评，是说书中的观点全无新意，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罢了。这两个批评是否有理，却要等自己看完全书后才能来个评判。
　　
　　全书共计十三章，大致划分的话，则第一章至第三章为第一部分，讲述“世界是平的” 之既成事实与成因，第二部分由第四章到第十章，进一步阐述这一趋势的深层影响和国家、个人、公司的因应之道，在最后的第十一章至十三章中作者继续讨论“让世界不平”的残余因素和解决之道。
　　
　　六百年前，哥伦布扬帆向西，去往他想象中的印度，他所秉持的信念乃是“地球是圆的”；六百年后，弗氏从美国本土出发，往东作环球之旅，先到印度，再到中国，最后回到合众国，沿途所见，都是“我正谁大觉，好多工作都外移了”。而外移的工作中除了制造业的岗位之外，连传统上认为不可能外移的服务岗位也包括在内——如印度的医生开始帮美国的同行解读电脑断层扫描图像。在第一章中，作者如此这般将 “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图景展开。本章也奠定了本书的叙述框架和行文的笔调：四个主要叙述对象是全球化肇始国美国、服务业主要外包地的印度、制造业主要外包地的中国和作为对照，孤立于全球化进程之外的阿拉伯世界；写作手法上则是以例子带出观点——全书充盈的案例既新又多。
　　
　　在第二章——可能也是全书最有名的一章里，作者列举出“抹平世界的十大推土机”来回顾“世界变平”的历程。这十大推土机依次是：“墙倒窗开”（柏林墙的倒掉和视窗软件的普及）、互联网的勃兴、工作流软件、开放资源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内包、信息搜索和轻科技“内固醇”。作者虽然提示这些推土机可大致分为政治事件、科技创新和企业创新三类，但他并没有强调这种分类，也许是因为这十个因素彼此牵连和推动，难以截然划分的缘故。
　　
　　抛开作者的逻辑不谈，从交易的角度来看，这十大推土机引发的变化倒也可划分为三类：其一是交易范围的扩大，第二是交易费用的降低，三是交易规则的变化，而这三者又相互推动，造成了交易的繁荣。柏林既倒，冷战终结，所谓的“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三十亿人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来，三十亿人既是制造者，又是消费者，交易的范围空间扩大；东西汇流，“世界向民主、共识、自由市场导向的治理方式倾斜”，交易规则开始趋近（如一致的PC制造标准、趋近的会计标准等），向“单一的市场、单一的生态系统、单一的社群”演进，此所谓“全球化”。交易费用的降低主要拜信息技术的进步所赐，信息获取与交流的成本直线下降，大大降低了时间与空间对贸易的限制，为新的交易种类和交易规则的涌现扫清了战场。
　　
　　批评者说的没错，这些“推土机”在别的著述中也多有论及，或许名称有不同，有的在学理上可能还更为清楚，不过弗氏的出众处在于将这十个因素“汇流”——旁的人好像真的说的没有这么全的，汇流之后表现力和说服力的增强是几何级数的。换言之，本书是过去所有有关全球化之通俗读物中的“集大成者”。
　　
　　这种状况，就像他在第三章“三大汇流与中国妈妈的义肢”中所说：“十辆推土车的出现，最晚都没有晚过九零年代”，但“先需要时间进行整合，才可以相辅相成，引爆点大约在2000年，结果就是创造出一个因网络而变可能的全球竞赛场，让多重形式的合作，知识和工作的分享，不再有时间差，不必在乎地理和距离”。
　　
　　“2000年”是弗氏在书中反复提到的一个数字，这个一般人将之与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年份，在他看来却是全球化的一道分水岭。返回第一章，他在第12页已提出自己的“大历史观”，将自哥伦布西行的1942年以来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从1942年到1800为全球化1.0时期，1800年到2000年为全球化2.0时期，2000年以后为全球化3.0时期。显而易见，作者认为本世纪余下的年份不过是全球化3.0的继续展开，“调子已经确定”，所以颇为自信地将本书的副题名为“二十一世纪简史”。
　　
　　作者所说的第一汇流是指十辆推土机一同运作，创造出一个平坦的全球竞赛场。在此基础上，企业和个人开始采用新习惯、新技术和新程序来运作，新场地与新方式相结合构成第二汇流。而中国、印度、前苏联的三十亿人进入这个新场地，加入合作和竞争，就是第三汇流。
　　
　　在上述本书的第一部分中，作者基本在回顾历史、陈述事实，批评者虽然不承认他的原创性，但在基本的事实上并没有异见，引发激烈批评的是本书的第二与第三部分。
　　
　　在第四章“劳斯莱斯还算是一家英国公司吗”中，作者开篇即指出：三大汇流不但影响企业的竞争、工作者的就业，也将影响到国家的政策…之后将是所谓的“大厘清”，因为当创造模式从垂直变水平，从计划与控制变成连接与合作，受到冲击的不只是商务，还有一切….世界抹平后最常见的疾病是“多重身份失调症”。
　　
　　也许是噱头，也许是真实经历，作者发现“我说的‘世界抹平’，马克思早在1848年《共产宣言》就已经说过了…在《共产宣言》里，他形容资本主义这股力量可以消灭封建、民族、宗教等一切认同，进而建立起一个只受市场法则规范的普世文明。”
　　
　　弗氏说：“今天回头读《共产宣言》，我不得不敬畏马克思的犀利”，他并全文引用宣言中的两个段落。一干批评者都说弗氏是误读了《共产宣言》，误读了马克思，我却以为他引用的段落相当恰当，好像马克思早就为此书写好了导读似的。我全文抄录其中的第二段话如下：
　　
　　“资产阶级快速改进所有的生产工具，大幅度改善沟通的手段，把所有国家都带入了文明，连最野蛮的也带入。商品的廉价是击垮中国所有城墙、逼得仇外冥顽的蛮族非屈服不可的重炮。廉价逼得所有国家都必须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否则就等着亡国亡种。廉价逼得所有国家都必须引入资产阶级所谓文明，亦即都变成资产阶级。换言之，资产阶级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世界。”
　　
　　世界被抹平，“水往低处流”，哪里有更高的利润，或者有更低的成本，资本连同其它生产要素就流向哪里。
　　
　　理论上，企业就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企业的边界从来就不清楚，如今有了供应链、内包和外包，这边界就更模糊了。越来越多的工作被外包出去，那些接受外包的知识工作者，他们与公司的贡献往往比内部员工还大，还要更重要，但是法律上却不算公司的雇员；还有供应链上的合作单位，他们与公司的运作已经高度配合，其程度甚至与内部的部门无异。企业的边界究竟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民族国家的边界也模糊了。“劳斯莱斯还算是一家英国公司吗？”，那么联想究竟是一家美国公司，还是一家中国公司？
　　
　　根据弗氏的全球化编年史，在全球化1.0阶段，国家是竞争的主角，2.0阶段的推动力来自企业，3.0阶段的推动力则来自个人，个人的力量大增，不但能直接进行全球合作，也能参与全球竞逐。“不过，它也可能对我们在地理和社群上的认同构成威胁，而我们却一直是靠着认同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这种认同感的迷失就是作者所谓“多重身份失调症”。
　　
　　作者指出：“资讯科技的进步让企业可以把所有的无效率从市场与商业运作中排除…但有些障碍却是一地的机制、习惯、文化、传统，人民珍惜这些，因为其中报包含了非市场的价值，诸如社会凝聚力、宗教信仰、国族自尊等。如果这些差异业杯抹平，丧失的可能是很重要的东西…推土机抹平的障碍愈多，国家、文化、价值、认同、民主传统、劳工社群的保护规范等等遭逢的挑战就愈严重。”他问道：“应该保留哪些？哪些又应该让它化为乌有，大家才能更好地合作？”
　　
　　作为对上述问题之一的回答，弗氏接下来在第五章“相信开放，别以为壁垒有多少帮助”中明确指出贸易壁垒毫无帮助，并只能阻碍你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在第二部分接下来的第六章至第十章，他并没有着力“厘清”上述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自资本主义出现就有之，根本无法厘清——而更像是为个人、企业和国家如何适应全球化撰写了一份“生存手册”，这从章节的题目上便可以看出，第六章的题目是“如果你希望自己和孩子有竞争力”，第七章“如果你的国家再不好好拼教育”、第八章“给国家、企业、父母的良心建议”、第九章“为什么墨西哥的护国圣像都是中国货”，第十章更为干脆：“企业致胜七大法则”。
　　
　　弗氏说，在抹平的世界里，作为个人，大家都应该立志做“工作不能外包出去的人”——你要么太特殊，要么太专业，要么太懂得深耕，不然就是太会调适。而对国家而言，成功的关键却在基础建设、教育、法制、勤奋、创新与创业的文化——他称之为“零售式改革”，与宏观层面的“批发式改革”相对。
　　
　　第九章中关于各个国家有一段妙喻，可见作者对世界情势的观察入微，我愿意全文抄录如下：“把世界比喻成一座城市，会怎样？我会这样打比方，西欧好比养生安老中心，垂垂老矣的人口由土耳其来的看护照管吃喝拉撒。美国则像禁卫森严的豪宅区，社区的前门装有金属探测器，好多男女在前院埋怨外人都很懒，后墙其实却有个小缺口，供墨西哥等尽力充沛的移民翻墙进来，协助社区的正常运作。拉丁美洲是找乐子的地方，一大堆夜店舞厅，晚上十点开始上班，人人睡到日上三竿。是很有的玩，夜店舞厅之间却没有其他生意，只有智利那条街例外。这一区的地主几乎都不把赚的钱再投资到社区，都是存到隔老远的银行。阿拉伯是一条阴暗小巷，除了几条叫杜拜、约旦、巴林、卡达、摩洛哥的小弄，外人是不敢进入的。唯一的新开店是加油站，老板跟拉丁美洲的精英一样，也不在社区投资。阿拉伯的许多朱佳都窗帘闭拢，百叶帘拉上，门前草坪插有‘非请勿入，内有恶犬’的标语牌。印度、中国、中亚是‘铁道的另一边’，是个大市场，人烟沸腾，许多小店家、小工厂，间杂以工学院和升大学、升研究所的补习班。本区人人都不睡觉，都住大家庭，人人都工作，都储蓄，为了往上爬。中国人的街道虽然没法治，路却铺很好，没坑没洞，街灯都管用。印度人的街道则灯没修，路面多坑多疤，警察执法却很严。像摆个卖柠檬汁的小摊也得取得执照，幸好警察会收红包，成功的企业在厂房中也有自己有发电机，还有最新式的手机，不怕电话线杆全倒。非洲真惨，商店都关门大吉，平均寿命预期正在下降，新盖的房子都是诊所。”
　　
　　作者以第十一章“对许多人来说，世界一点都不平”开始了本书的第三部分。他说自己是“科技决定论者”——能力创造出意愿，但不是“历史决定论者”——人人都会用新科技或三大汇流来造福自己、国家、全人类。虽然有半个世界正直接、间接参与世界缩小抹平的过程，但弗氏承认：“我知道世界是不平的。”他说的很坦白：“我大胆将书冠上‘世界是平的’书名，是想吸引大家对这种趋势的注意，因为我认为它是先进世界头号重要的趋势…未来不见得世界其他地区也会跟着变平，已经抹平的地区也不见得不会因为战争、经济动荡、政治而变不平。”而分析世界抹平趋势可能走偏的原因及对策就成为全书第三部分的重点。
　　
　　弗氏分节列举了阻碍世界抹平，或对世界抹平提出挑战的因素：一是“健康太差”（没进会进入抹平社会），二是“力量太弱”（没有参与的工具、技术、基础设施），三是“挫折太深”（为了反抗开放，穆斯林极端分子故意去攻击开放社会之所以能持续开放、创新、抹平之所系——信任），四是“Toyota太多”（自然资源的局限）。
　　
　　第十二章“戴尔冲突防治理论”可能是全书最为有趣的一章。作者在本章中讨论了世界抹平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在早先的著作中，他曾提出颇为有名的、半认真半开玩笑的“黄金拱门防卫理论”——“当一国的经济发展到中产阶级的规模撑得起麦当劳连锁时，它就变成麦当劳国家。麦当劳国家的人民是不会再喜欢打仗的，宁可排队买汉堡”，其要点是：“一个国家一旦融入全球贸易，生活水平提升（麦当劳就是象征），战争对胜者与败者的代价都会高到可以止战的地步。”在本书中，弗氏将麦当劳换成了戴尔，他指出：“世界上，任何隶属某一个全球供应链的任何两国（戴尔就是象征），只要还在相同的供应链里，就不会真的开战。”他并认为，对这一理论最大的考验就在台海两岸。
　　
　　第十三章题为“从11/9到9//11：我们需要想象力”（198/9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的日子），这里所说的“想象力”分正反两面讲。正的一方面，“在抹平的世界里，合作的资源及工具已经是人人可取的大众物资。却有一样在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成为大众物资，就是想象力”。反的一方面，就是要把那些愤怒的（穆斯林极端主义青年）从“等待中的烈士”变为“行动中的梦想家”，换言之，用“美国梦”去填充他们的头脑。
　　
　　没错，美国梦，从本书的立场和假想的读者群来看，这又是一本“美国读本”。这也不奇怪，早就有人说过了：“全球化”就是“美国化”。
　　
　　贝瑞很想看这本书，在北京买不到。我三月下旬去香港，在港岛一家书店买到台湾雅言文化出所出定价390元新台币的繁体横排平装版。贝瑞出差去桂林时也带着这书，回来后她讲了一个故事跟我听——说她在游船上，碰到一个来旅游的美国老太，相谈甚欢。老太问及她做什么工作。她答了。老太说她总觉得手机无用，还觉得用手机打电话很silly。正好两人又谈到“世界七大自然奇观”，贝瑞一时想不全，灵机一动，借来别人的手机，连上互联网，很快便Google出来。把结果拿给老太看，她大为惊奇，手舞足蹈，呼朋唤友地来看，又查“世界八大人文奇观”，也查到了。后来老太说她的一个弟弟在黄石公园开了个B&B（Bed and Breakfast），问能不能查到，结果很快名字、地址、照片都出现在手机屏幕上，她乃叹服。
　　
　　这个故事恰好可作本书的例子，我也以此结束这片冗长的书评。
　　
　　本书第一至第四章的译者为杨振富，余下章节由潘勋译出。他们显然做足功课，译笔明白晓畅（因此我得以大段引用他们的译文），充分体现了作者“速度与噱头兼具”的文体特点。且等大陆版出来，看译笔如何，看有哪些删节。

UBS

We expect China Mobile to report an excellent set of results with strong top-line growth, a stable EBITDA margin, and robust earnings momentum. We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this as a short-term catalyst, particularly given the recent share price weakness.

We expect China Unicom to report in-line results. We view the continuous generation of a minor profit on CDMA business in Q405 as a positive sign. However, we still believe the potential upside in China Unicom’s share price should come from industry restructuring rather than a fundamental turnaround.                      

We expect China Telecom and China Netcom to report lacklustre fundamental growth figures. Basically, the growth from non-voice businesses, like broadband and value-added service, cannot offset the slowdown in the core voice business. We expect in-line results from China Telecom, but more positive results from China Netcom, driven by acquisition accretion and potential tax benef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