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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ggio 最后的尺牍五一去西安前，到三联书店买书三本，《当中医遇到西医》、《天公不语对枯棋》和《书简三编》。第一本书失于太简，仿佛一个提纲似的，姜鸣的第二本书以京华故景串起晚清的政局与人物，写得用心，也见见识，虽然这见识也不是怎么新鲜。世上又哪有那么多新鲜事，不求见识，但求常识罢了。书底印有三个人的评价，其中茅海建的评论是“很海派，也恨京味，很专业，也很好看。上海人眼中的京华掌故，史学行家写的散文作品。发旧思而生新意。”，堪称精到。姜鸣的文笔晓畅，但缺少回味，换而言之，这书的意思好，文章不妙，意思好读一遍即可，文章若妙确是可一读再读的。 读了三遍的是谷林的《书简三叠》。这书收录谷林写与扬之水、止庵和沈胜衣的书信，“共得一四五通，计扬之水五十三通，止庵四十九通，沈胜衣四十三通。字数约计十三万云。”书的编者是止庵，所有的信概由止庵整理，书名亦为他所选定。读谷林的上一本书《答客问》，编者也是止庵。止庵大概算是个动手派，对于他喜欢的写字者，自己读而不已，还要想方设法，“一手包办”地或整理、或重印其文集，如周作人，如废名，如谷林，而这三人与他自己又可算是气味相投，一脉相承。即如谷林在与止庵的第一通信中所说：“总的感觉是彼此的好尚甚多近似，非止苦雨庵一人而已。” 止庵之知道谷林，他自己在“跋”中说得清楚：“一九九五年偶得谷林先生著《书边杂写》，读罢大为叹服。尝写文章说，谷林所面对的，是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病的无所不在的粗糙；在这样的氛围中，他的精美几乎成为绝无仅有的了，他仿佛是作为文化的值守而出现的。恰巧我其时也有小书印行，遂寄奉一册乞正。二人交谊乃自此而始。”从书中所收第一通可知，止庵写给谷林的第一封信，时在上世纪九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而谷林的回信在同年十二月五日写成，最后一封信写于本世纪零五年四月三日。 我之读周作人，读废名，全是因为止庵的推重；读谷林也是如此。读的第一本正是《书边杂写》，读完却不免失望，书中所写为何，如今已全无印象，大概只读了一遍就放手了，而一本《废名文集》我是读了不下十回的。至今还有的印象是谷林写得太过小心，太过自抑，而不免槁枯了。 即便在通信中，这自抑也不能免，贯穿“三叠”的自抑，一是说自己读书不多、见识不高，二是说自己写得很慢，四五百字的小文有时一两个星期也不能完成。这些或者是自谦罢，不过我想也有部分的事实，特别是与止庵相比，他是太“慢”和“懒”了。对三位通信者，谷林的自抑是一致的，但姿态又有不同，对杨之水好比同事，对止庵和沈胜衣的不同在称呼上就可以见得，止庵始终是“止庵兄”，沈胜衣则始为“胜衣兄”，再为“胜衣弟兄”，最后则都是“胜衣弟”了。止庵和沈胜衣自然都远比谷林小，他之称呼有异，想来也不是什么世故，而是实在地觉得识见上的差别罢。 谷林与止庵的通信，大都是由止庵送他的书、剪报、稿件而起。止庵送这些东西给他，我想也是存了一个“保护国粹”的念头，想多给老人一些输入，激发他多写一些。四十九通中，往往谈到止庵当时正在写或编的书和文章，如九九年八月十日提到的止庵要写的关于义和团的文章，想来就是后来的那本《史实与神话》——我寻这本书经年，后来才通过淘宝从山东一位老兄处买到一本九成新的。日后若有人要编止庵文集，这些当然都是很好的参考材料，而止庵自己的书信集能早一步印行出来，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书简三叠》在从北京到西安的火车上读过一遍。在丈人家的前两天，虽是晚春，已仿佛盛夏天气，白天日光烤得外头白亮，只有躺在床上看书，于是再看。这书的好处是不管翻到那一页，都能读下去，而且不知不觉就又看完了。我想这是因为尺牍与文章不同，文章需要生造一个由头，放在谷林这样小心的人身上就要让他寝食不安，而书信往来，有来方有往，由头是现成的，他写来就要自如的多。一旦自如，则学养、文字功夫、蕴籍感都出来了，就成了好文章。 说到好文章，又想起陈丹青来，想起阿城来。而陈丹青之着力推荐木心，与止庵推重谷林正相仿佛。他们两路都是我所尊重的认真的汉语书写者，都在用“精美”来抵抗“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病的无所不在的粗糙”。若真要选一个更喜欢的，我还是选止庵一路好了。你看木心的《哥伦比亚的倒影》，行文是从一个“意象”跳到下一个“意象”再跳到下一个“意象”，好似在股市上做短线，最注意的和得意的都是把握、制造转折和跳跃，获利自然可能也是丰厚的，但不免让人看得头晕；苦雨老人一脉则似抱定“价值投资”理念似的，只是展开写去，即有转折，也是自然的不得不转。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扬之水评价谷林的信时说——“这是中国最后的信。”信，当然还是有人会继续写的，但这样的写信者与这样的收信者，可能将不复再有了。消失的是那种叫做“尺牍”的东西。 本书还附有谷林的“印谱”，可以见到他的手迹。 20 aprile 抽空看了Match Point 风刮得最大的那天，下班早，我去买碟。拿了几个D9，付钱，老板娘让手下出去换零钱，我站在那里等，就又拿了张D5。拿的是Woody Allen的Match Point。老板娘口里忙不迭地说是完全碟版，完全碟版的。
她不是美丽的女人，但这并不妨碍她骗我。2.0声道从前方传来，遥远的让我要顿足。不过竟然看下去了。谁让我爱Woody Allen呢。
“Woody Allen的电影属于我最喜欢的类型之一——其中的多话、脆弱和偶然性可能方是生活的常态，而且你不是很有机会听到电影中的人物谈论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者导演敢给自己的电影冠以‘解构’一类的名字的。”这是我多年前还在念书时写的一段话，我甚至为他做过一个专门的网页。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对Woody的观看史在工作之后就结束了，直到这部“赛点”。故事发生在伦敦，或者可以直呼为“两个穷青年在伦敦上流社会的故事”。
前职业网球选手，爱尔兰穷青年Chris放弃职业生涯，在伦敦一家俱乐部任教，教球过程中结识了富家子Tom Hewett，也籍此认识了Hewett一家。Chloe，Tom的妹妹马上爱上了这个英俊青年，他们马上开始了约会和做爱。她的父母，尤其是父亲Alec也喜欢他，在Chloe的请求下，把Chris招入自己的公司。与此同时，Tom也在与从美国来伦敦寻找机会的女演员Nola交往，这种组合却为他的父母所不喜。
Chris见到Nola之后，立刻爱上了她。他陪她去试镜，也找别的机会去接近她。不过Nola躲他，直到一个雨天Nola被Tom的妈讥讽得喝多了几杯，跑出去在麦地里不知何去何从，Chris赶上去，安慰她，然后他们在麦地里野合。
Chris还是与Chloe 结了婚。Tom没有拗过父母，另外择了一个富家女成婚。Chris婚后遇见Nola后，则与她展开婚外情。后来Nola怀了孕，逼着Chris离婚，又闹着要去跟Chloe摊牌。Chris就杀了她。
Chris杀Nola一段，颇见安排。他事前算好时间，先射杀了她的邻居，把现场伪装成瘾君子入室抢劫的样子，把死者的药品和金银首饰都拿走，待接到电话赶回来的Nola出现，又射杀了她，然后赶去歌剧院，与事先等在那里的Chloe看歌剧。这下连警察也觉得Nola之死，是因为“她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撞上了刚杀完人的凶手，被灭了口。
警察自然不是这么容易结案的。他们找到了Nola的日记，召Chris来问话。Chris承认了婚外情，却否认杀人，不过问答之间已现破绽。其中一个警察更已在梦中勾画出整个案件的脉络。他第二天早上把这个发现告诉拍档，拍档却说，昨天又抓获一个入室抢劫的男子，上次被抢的一枚戒指（刻着主人的名字）赫然就在他手上，那件案子也是他做的无疑。
就此结案。而那枚戒指，正是Chris在警察局路上销的赃。他把那一批金银首饰都抛进了泰晤士河，转身就走，唯有那枚戒指碰在河边的栏杆上弹了回来。没想到就是这枚弹回来的戒指救了他的命。
这就回到影片的名字和开头了。影片起始的一个镜头，就是一个网球击在球网的上沿，又落回这边的场地，画外音即说：“运气很重要”（原文当然是很Woody Allen的一段话，我记不住，手边又没有这张碟。下面所有的引语都如此。）影片中的“运气”无所不在，包括Chris结识Tom，Chloe恋上Chris，包括那枚戒指，甚至包括Chloe与Chris定期做爱、谨遵医嘱，怀不上孩子，Nola与Chris只裸做一次就珠胎暗结而惹来杀生之祸。
运气的重要，甚至由Chris在影片中亲口说出。那是四个人在外面吃饭时聊天，Chris很激烈地说运气比努力重要，Tom有些嘲讽地说这样看起来，迷信更有力量，Chris立即说信仰才有力量。
Chris的教养是个非常奇怪的问题。电影中提高他没有上过大学，网球打得不错，以精确见长，而他的趣味确是古典音乐，歌剧和绘画。他甚至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没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Woody Allen电影中的人都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这位没上过大学的网球手。实际上，Chloe的老爹在愉快地接受Chirs时就说过一句：这个小伙子可不一般，我跟他聊过，他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
Chris对运气的看法倒是颇接近这个俄国人，他初始的态度确实是随波逐流的。网球打得不错，但是成不了顶尖选手，就退役当教练，虽然不是很喜欢Chloe，但也不讨厌，也就做爱、结婚、生子了。Chloe介绍他进父亲的公司，他觉得受了侮辱，反应激烈，最终也从了，而且专车、秘书，他也安之若素，直到后来他向旧时的朋友坦承：他已经离不开这些了，所以他不能跟Chloe结婚。
所以他一定要杀了Nola。
“她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这话不对，那时间、那地点都在他的精心计划之中，可不是什么运气。运气之坏，在Nola爱上了错误的人，或者爱上也无所谓，错在她不该有错误的期待。
这是两个穷青年与伦敦上流社会的勾搭过程及其结局。Hewett一家似乎对这些暗流一无所知。Chloe问过Chirs是不是有了外遇，得到否认的答案后也不再深究，或者她其实知道而放手不管，因为吃定了Chirs会自行解决。富裕的人家似乎不需要祈望更多的运气，因为生在富人家就足够幸运了。Chloe很快也有了她一直想要的孩子。
影片的结局就是一家子围着这个孩子，不由地说了些希望他长大有出息的话。Tom，孩子的舅舅，却说：“I Don't Care if He's Great, I Just Hope He's Lucky...”。
Woody Allen在这部电影中给予我的，远比“运气”更多，故事、对话、场景、音乐，宝石的每个侧面都让人难忘。我又找回我喜欢看的电影和电影类型了。
如果你对Woody Allen不感兴趣，出演Nola的Scarlett Johansson可以成为你观看的理由。在我看来，她与Chris在Hewett家乒乓球室初遇的一场“情挑”，尖锐刺激，完全可与莎姐的审讯室剪刀腿媲美。她警告Chris不要接近他时说：“你们男人都以为我特别。”但是她就是那么特别，虽然在影片的后面当她怀孕求娶的时候完全失了光彩。 13 febbraio 读了有些感触中国诗人
黄灿然
生于中国，听命于汉语， 很晚你才明白这个道理， 就像身为中国人，很晚 你才发现自己是汉语诗人。 不假装看不见眼前的混乱， 你在嘈杂中找到一种声音， 它需要拿严谨来换幸福， 像格律诗，需要你押韵。 现在你已经来到人生的中途， 需要更严谨地规划你的抱负： 谦虚，不是因为精通世情； 完美，不是因为善于修辞； 更年轻的诗人谈论你的言行， 不是因为你需要被他们宽恕。 02 febbraio 点击中的酸痛旧文一篇
也许是我握鼠标的姿势不对，右肘部现在酸痛得厉害。在可能的情况下， 我用击键来代替，这样看了"水木清华"上的几十篇文章，都是一个人写的，他和我的共同之处，是都爱读黄裳。事实上，正是两年前看了他推荐性质的文章，我才去买了一本《榆下谈书》，实在那也是我当时能找到的唯一一本。
那时候没有网上书店，网上书店真是一个好东西。后来在海淀图书城看到四本（或者五本）一套的《黄裳文集》，思量着买下其中的《锦帆集》，这样打算是因为《锦帆集》里提到了我的家乡，更因为大量的购书总还是奢侈的行为，遭到了我意识深处的强烈反抗。
书店的老板自然是不会同意我这个建议的，他只剩下一套。我看见那一套 已经有些脏了，不知道有多少兄弟是象我这样摩挲了又放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他也应该不会同意的，他有黄裳的书，已经十四本了。而我至今有的，还是一本〈榆下谈书〉。在那以后，黄裳的书也遇到过，动心的也有，然而还是放下，为了旁的各样的原因。
我看他的文字，得力于黄裳的甚多。有人形容过他文章的风格，四个字， 用繁体写出来的，说是非得如此不能尽致，可惜我忘了。我总是善于遗忘。
他的文字，在我看来，最大的好处是不夸张，经过了淘洗。实在这也不是很了不得，却在这个时代成了奇观。
他独自一个人安静地言说，是两三年前了。我今天的这个晚上才读到。
这是个平常的，白天温度为37，屋里有空调，下午洗过澡，然后吃过四川凉面的北邮的晚上。要感谢那碗四川凉面，虽然它来得远不够刺激和地道。但就是这样清爽的肠胃也许才可以接受他温婉的，放了香菜，却没有八角的汤水。我读文章很多时候是用肠胃。
击空格键，击空格键，我的手心湿了，心慌了。因为我读到"我就快满二十二岁"了，那是在97年的一二月见罢，然则他的年纪当与我相仿，而学识、见地、风度、底蕴相差何以道理计。
李敖有过感慨，他说他许多大学同学读的是他小学中学读的东西，从而寂寞生焉。我读的，也正是他两年前的旧物，而且他旧物中的许多已经是我不可触及的了。
我感慨这样的差距，灌水一篇。同时另有一个发现，用cterm看文章，用楷体，将自调到足够大，会有比较好的效果。也曾想在论文里用楷体，终没有得逞。 24 gennaio 随便回忆一哈 
隐约之间，我记得在上高中时，老家的新华书店夏天会摆摊卖旧书，全为两折。因为放暑假，我每天都去逛，买了一些，看了一些。说起来，如今我喜欢的几个作者，比如阿城，比如汪曾琪，包括川端康成，都是从那时候读起来的。
其中有一本《平家物语》，当时读了就觉得与之前读到的汉语两样，但是前后篇章的风格又不一致。也曾有过雄心，想把全书改写一遍——这自然是少年的狂妄，写了几千字便放下了。至今仍然记得的只有该书的定场诗：
“祇园精舍钟声响， 诉说世事本无常。 沙罗双树花失色， 盛者必衰若沧桑。 骄奢主人不长久， 好似春夜梦一场； 强梁霸道终殄灭， 恰如风前尘土扬。”
后来读到止庵的文章，方晓得我所读到的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为周启明和旁人合译，而只有前六章出自周的手笔。则那该是我第一次读到周作人，一读就喜欢了。这样看来，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文字，可能是前定的，勉强不得，就像习书法的，欧颜柳赵几体，总要从一体入手，而从何体入手也全在第一眼印象。
止庵并说：“一九八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署名周启明（按即周作人）与人合译的《平家物语》，与周氏原稿几乎处处不同。”他举的例子就是定场诗。
周的原译为：“祇园精舍的钟声，有诸行无常的声响， 沙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的道理。 骄奢者不久长，只如春夜的一梦， 强梁者终败亡，恰似风前的尘土。”
止庵如此评论两者的优劣：
“二者形式不同，或为改动者与原译者审美趣味有别使然。周氏虽然散文译法，字斟句酌，却很着力，读过其所作旧诗当可知晓，他若有心写成七言八句，恐怕也会高明得多。此外意思上亦不无差异，一时无法查对原著，不能确认孰正孰误，不过改动后第四句之‘若沧桑’，第八句之‘扬’，显然都是为了趁韵而添加的字。至少末一例似有不妥，周译此处原有注释云：‘原本云‘风前之尘’，与普通所云风前之烛有点不同，因为意云容易吹去，犹云轻尘栖弱草，与薤露略相近。”据此可知，实在不关‘扬’什么事也。——不过此条注释一九八四年版也给删去了。”
就我自己而言，改动者的趣味近乎二人转——如王小波评论《青铜骑士》的译文时所说。
左图为我少年时买的版本，即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的封面。右图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本的封面，该书也是止庵所编苦雨斋译从中的一种。 21 gennaio 又一个同好生活在思想与书本之中
——止庵印象
顾艳
 知道止庵就是方晴，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我处女作的著名诗人沙鸥的儿子，已经是后来的事了。大约在90年代中后期，我在《天涯》等报刊杂志，常读到止庵写得很棒的读书文章。他像读书界一颗闪烁的明星，受到很多读者关注，也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于是只要刊有止庵的文章，我便毫不犹豫地买回家。
记得最早读止庵的文章，是他为自己的《俯仰集》做的序。他在序中说：“我是医生出身，文学上的一点所知全是凭着兴趣自学的，所以觉得不好的即使名声显赫或者地位重要也只有敬谢不敏了。相反倒是历来那些非正统和不规矩的文章比较能得我心一些，诸如诗话、词话、语录、笔记、题跋等，在我看来比《古文观止》里韩柳欧苏辈所写更说得上是真正的散文。在这方面，我以读者的身份偶尔当当作者，作态的文章我读来难受，我自己当然也就尽可能不去写这种让人难受的文章，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这篇序中，我大致了解了止庵的喜好。后来陆陆续续读到他的文章，以为他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先生。
2003年10月，上海同济大学万燕博士来杭州赠我一本《张爱玲画话》。这是她与止庵的合著，闲聊中我无意间知道止庵就是方晴。在一阵惊讶与惊喜中，我想起十年前在北京我捧着鲜花去红星胡同探望身患肝癌的沙鸥老师时，沙鸥老师支撑着病体告诉我，他的小儿子方晴也写诗。由此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与止庵通电话，感觉中他的声音不像他父亲那样感性而爽朗。他声音轻轻，冷静而沉着，这倒与他冷静风格的读书随笔很吻合。几天后，我收到他赠我的第一本书《插花地册子》。此书收集了他早年的散文、诗歌与读书笔记。比之他的诗歌《如逝如歌》，我还是更喜欢他的散文《思想问题》。这是一篇读书笔记，阐述的作家有蒲宁、萨特、罗伯-格里耶、加缪、尼采、卡夫卡、索尔仁尼琴、卢森堡以及中国的孔子、庄子、鲁迅、周作人、胡适等，我惊讶他有本领在一篇不长的文章里把那么多作家聚在一起论述，而且还颇有自己的见解：“我们生活在一个话语泛滥的世界，太容易讲现成话了；然而有创见又特别难，那么就退一步罢，即使讲的是重复的意思，此前也要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才行。”止庵善于在书本中思考，而他的思考又是相当冷静，具有逻辑思维的。这大概与他的医生职业有关，他说：“我倒体会到学医的一点好处了。首先是使人冷静，不复狂热浮躁；其次是抱定唯物思想，不相信世间一应虚妄迷信之事；更重要的还在思维方式方面。这职业一要讲理性，二要靠实证，三要用逻辑。”
一个月后，止庵又赠我一部《六丑笔记》。这是一部读书随笔集，以他自己的感受与见解论述着文章的好坏，让我颇为欣赏。全书分四卷，卷一论述的有胡适、钱玄同、废名，也有同辈作家车前子、钟鸣等。但怎么看都掩饰不住止庵对周作人、废名师徒二人文章的情有独钟。他说：“我看郑振铎、唐韬和黄裳的书话，可以说是真正的书话了。虽不能说是空前（至少在他们之前有一位写书话的大家周作人，而他的书话恰恰是于知识、才具之外，更有思想的魅力）。但是几乎可以说是绝后了。”而在《废名文集》序中他又说：“现代文学史上，废名是我最心仪的作家之一，我自己学写文章，可以说受惠于他的地方甚多。”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止庵是不喜欢抒情散文的。他有他自己的散文美学观念。他认为：“散文这一文体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自然状态，所有形式方面的追求仅仅是以其自身达到完美为终极目的，在这个前提下，作者才有可能真实地表述他的思想，抒发他的感情，描摹他的所见所闻。”正由于止庵的这种散文美学观念，所以其“拿这副眼光去看古今中外的文章，凡是渲染、夸饰、做作、有意要去打动人，感染人，煽动读者情绪或兴致的，一概就没有好的。”
在《六丑笔记》卷二中，止庵谈的《博尔赫斯与我》、《川端文学之美》、《谈孤独》等，都很不错。他说：“川端康成最著名的小说，差不多都是描绘感官美的。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在感官美和对于感官美的描绘之中的变化。”而在《谈孤独》一文中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艺术家、文学家或思想家的成就最终都是孤独所取得的成就。至少他应该是经历过此一番洗礼的。……一个人真正做到闲暇，而又不孤芳自赏，他大概可以有一点孤独的体会了。至于另外一种也叫‘孤独’的，就是常常说是要‘坚持’或‘忍耐’的。用《庄子》的话形容则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
中国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但止庵认为自鲁迅、周作人、胡适以后还没有再出现过这样的文化大师。老生代散文作家，如张中行等人与“五四”时代几位代表人物比较起来，还仅仅只限于“传学”程度。“五四”学人对于本民族文化本质的深入思索，以及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都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其实止庵此话并非故作惊人之谈，亦是寄望于未来。文章之道，“辞达而已矣”也。但“辞达”的背后，蕴含着为文者的学识素养。
去年盛夏，我与女儿去北京旅游，在即将离京的那一天，止庵一早出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乘车换车，来到了我们下塌的宾馆。初次见面，他给我的感觉是静静的、含蓄的，并不像他的文章那样“冷”，也没有他父亲沙鸥老师性格中的“热”。我想许是父子性格上的差异，才让当年的“方晴”，成为了后来的“止庵吧！
止庵那天穿着淡黄的体恤，架着宽边眼镜。比之个性，还是外貌更像父亲沙鸥一些。这天他请我们到我们下塌的宾馆对面的“九头鸟“酒店吃饭。我们边吃边聊，闲聊中我知道止庵从小喜欢读书，买书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对他来说，一生的思想基础多少，就因为读那些好不容易买到的书而奠定。这与父亲沙鸥的教导有关。止庵对父亲沙鸥很是崇敬，言语间只要说起父亲，他的眼睛便放出光来。只可惜父亲沙鸥没等止庵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便因病而去世了。不过止庵后来取得的成就，也足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止庵这天赠我一本他新出的随笔集《罔两编》，这与他早一些时间赠我的《向隅编》，仿佛是姐妹篇似的。止庵取书名总是怪怪，但怪怪的书名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他在《罔两编》的自序中，开场白就说：“‘罔两’见于《庄子》，一为《齐物论》，一为《寓言》。”应该说与《向隅编》不同的是，《罔两编》谈论的对象，均为翻译作品。但止庵在自序的末尾写得相当有趣，读后窃笑。他说：“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实非独写序如此，我作一切文章皆然，远不如读书之乐此不疲。周作人说：‘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夜读抄·后记》）回顾平生，意趣正与此老相当；而且并非‘想’与‘不想’的事儿，那么也就是更进一步了。我读文学史和艺术史，感到十九世纪中期以降一百年间，人类文明创获甚多，乃超过此前之一两千年。继乎其后的，也许该是一个好好欣赏的年代罢。生于斯时，诚为幸事，而我们往往自以为在‘给’，踌躇满志，摩拳擦掌，拿出手的却什么都不是，白白浪费了自己与他人的时间精力。”
酒店里闹哄哄的，我们的闲聊时断时续，但菜肴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饭桌上合影，匆匆地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止庵说他平时很少出门，一出门就得花半天时间。北京太大了。止庵是个喜欢穴居的人，自从离开公职后，他喜欢呆在家里读书、写作、听音乐、看碟片。日子也过得其乐融融。我想他这种与父亲沙鸥完全不同的个性，来自于小时候的书斋生活吧！
那天与止庵道别，我们便踏上了归杭的旅程。在漫长的旅程中，我躺在软卧车箱里读着止庵的《罔两编》。应该说止庵论述的欧美翻译作品也不错，比如《汇聚同一河床的意识流》是一篇写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书评，还有《我的纳博科夫之旅》与写尤瑟纳尔的《缺席者的使命》都写得相当到位。但比较而言，我觉得他更擅长的还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论述。那种对周作人、废名以及远古的孔子、庄子等入木三分的论述，不仅到位而且精当，使你读后会忽然明白，他那看似“涩味与简单味”的文章，就像咀嚼的橄榄，越咀嚼越有味。
现在我们与止庵见面后的时光，已流逝了一年多。这一年多的时光里我重又断断续续地咀嚼着他的那些作品，觉得还是喜欢。他再次带给我的感觉仍然是一个字：“静”。
止庵1959年出身于北京，他似乎从未离开过北京，也从未离开过书斋。读医科做牙医的他，为了喜爱的文学，辞去公职潜心写作，让人敬佩。如今是个物欲的社会，也是一个令人浮躁的社会，说实在能真正耐住寂寞的人并不多。有一次与止庵在电话上闲聊，我突然知道他们家里曾经出过一件大事。那就是1978年8月1日，他的二哥留下一部《中国围棋史》的手稿，突然离家出走了，几十年下落不明，没有音讯。手足情深，这件事对止庵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止庵早年写诗。他的诗不像他父亲沙鸥那种田园风格的八行体诗。他的诗是冷冷的、长长的、看似很有控制的诗。我当年读他的长诗《挽歌》，觉得他是个冷调子的诗人。但后来读了他在《插花地册子》中那篇《创作生涯》的文章，才知道他最早写小说，写过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只可惜我一直没读过他的小说，也就没有对他小说的发言权。
止庵与万燕博士合著的《张爱玲画话》，写的是《传奇》人物图赞。止庵也是个“张迷”且是“旁观者清”的“迷”。他说：“张爱玲的《传奇》等，成为中国小说登峰造极之作——在她之前有鲁迅，之后好像就没有什么人了。”止庵喜欢张爱玲的小说，他认为：“张爱玲的小说布局精巧，构思谨严，任你如何推敲，总归滴水不漏。而她驾驭语言真是得心应手，繁则极尽秾艳，简则极尽洗练，一律应付自如。”止庵说得没错，但在境界方面我还是喜欢与她同一时代的女作家萧红。
纵观止庵的作品，他的读书随笔颇为异数，远胜很多大学中文系教授。止庵这些年已先后出了《如逝如歌》、《樗下随笔》、《如面谈》、《俯仰集》、《樗下读庄》、《画廊故事》、《六丑笔记》等随笔集。我想他是很明智地从小说、诗歌、最后归属随笔写作的。他的冷静、他的多思、他的在书本中的生活，随笔的确是他表达的最佳方式。
以我之见，止庵一天天在书斋的日子，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自身精神修炼的日子。这虽是个人喜好，但也需要毅力和克制才能苦行僧般地在自己的写作道路上走下去。我相信止庵生活在思想与书本之中，会越走越好，走出一条长长的河。那河中坚固的石头，就是他凝聚的思想之光。
2005年7月29日写于杭州
说明：1，原贴见此
2，关于止庵，在我与贝瑞的主页上也有一些收集，可惜许久不更新了。这缘故，除了自己的懒惰，是因为他的资料在网上可搜得的不多，虽然我集有他多数诗歌以外的作品。说到底，还是一个“懒”字。
3，本则中的图片倒是我的贡献，是从网上的一张合影中截取下来的。 阿城：一个误会南方周末 2006-01-19 15:47:02
■来函照登 编辑先生： 今晚出去买冻饺子回家当晚饭，路过报亭买些报刊准备回家消遣。煮饺子等水开的时候，翻了一下贵报，发现D30阅读页上有关于木心先生的三篇专文，其中何立伟、陈丹青两位都是朋友，写得好，很为他们高兴。陈子善先生我记得很久前见过，也写得好。 但读完后不幸张望到编者按，不好了。编者按说丹青和我曾师事木心先生，说丹青师事木心是准确的，但我这边不确。 称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学生，非同小可。师是真要拜的，我记得丹青说真拜过木心的。鲁迅也是真拜过章太炎为师学“小学”的。学生，包括出师的，如果言行有辱师门，老师是要向行内或社会公告不认这样的前学生的。医门（中医）、武门、戏行至今如此，规矩严谨。学生对老师有义务，即老话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对学生有责任，最起码是《三字经》说的“教不严，师之惰”。 我记得大概是1985秋在纽约，丹青约我与木心先生在丹青家见的面，得赠书一册，之后20年间并无电话书信来往，只再在纽约见过三四次，所有关于木心先生的消息均得自丹青。在我眼里，丹青真是好学生，聪明过人，身体力行，任劳任怨。这些秉性我都没有，再加上个旁观性格，做不成学生的。 误会也许出自我推荐过木心先生的文章。何立伟的文章中说我复印过木心的书寄给他，此事我真的忘记了，很为自己的壮举（街上复印两角五一页啊）感动。我是见了好的东西会与朋友分享，曾经将日本汉字版的胡兰成《今世今生》（日本人的题字如此）借给丹青，一年后还回来厚了半公分，上面还有植物油，可能纽约识中文的连餐馆伙计都看过了，丹青说木心先生也看过了。胡兰成不是我的老师，为的是他的叙述独特，我的推荐说辞是兵家写散文，细节虽丰惟关键处语焉不详。我还推荐过陈存仁先生的《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绝版本给过上海的吴亮先生，还回来时书脊断裂，复印过了？感兴趣就好。陈存仁先生也不是我的老师，为的是他写上海，记忆力过人，原来他是记日记的。此外我尚推荐过齐如山先生的全集，李辰冬先生的诗经研究，古正美先生的佛教史研究等等。 木心先生的文字介绍到中国来，我能在丹青、何立伟之外提供的一点是，共和国缺这样本来就应该有的知与识的构成，包括上面说的数人。我还有十数个人的文字要找机会推荐，若都误会成我的老师，好像现在不少人很随便就称某名人是哥们儿朋友，实在是对被称者的不敬，所以可能的话，贵报能否为读者着想正名之？ 颂编安 阿城 2006年1月7日 编者附言： 在编发关于木心的文章时，编辑采用了陈村先生《关于木心》一文中的说法（“阿城和陈丹青是知道他的。在纽约，他俩曾和其他人‘凑份子’听过木心的课，如当年周氏兄弟在日本听章太炎的课。”），认为阿城曾“师事”木心，疏于求证，应负失察之责。这里谨向读者并阿城先生致歉！ 最难忘的文字片段之一 "船舱里的煤油灯熄灭了。船上的生鱼味和潮水味变得更加浓重。在黑暗中，少年的体温温暖着我。我任凭泪泉涌流。我的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后来什么都没有留下，顿时觉得舒畅了。"
来自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的最后一段，译者是叶渭渠。这可能基本也代表了我的阅读偏好，一般来说，如果能够明澈，好过纷乱。没有任何作者，会真的天真地低估世界的复杂程度，但是在表达方式，在表露方向上——我这里是指持有"严肃"创作态度的写者，会有一个取舍。
普通人如我，在思维上实际上是有惰性的，会将动态的尽量转化为静态的，不均衡的转化为均衡的来理解和处理。完全超出我的思维把握能力之外的东西，其实是进不了我的心里去的。不管怎样，还是愿意看见对人的美好的一面，带有连续性的阐发。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已经试图告诉我们：即使没有暴力，压迫等等，人也是固恶的。 10 gennaio 我的师尊木心先生陈丹青
大家好！ 木心先生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终于面世。这是我二十多年的心愿，今天，我的心愿实现了。
1982年，我与木心先生在纽约结识，从此成为他的学生。24年来，我目睹先生持续书写大量散文、小说、诗、杂论；九十年代初，我与其他朋友听取先生开讲《世界文学史》课程，历时长达五年。课程结束后畅谈感想，我说：我可以想象不出国，但无法想象出国之后我不曾结识木心先生。
今天我在这里向诸位介绍先生与他的文学，仍然像二十多年前我初识先生时那样，感到困难。这种困难是：在我们的文学视野中应该怎样看待木心先生？他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景观中是怎样一种位置？这种位置，对我们，对文学，意味着什么？
八十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刚刚萌芽，世界文学刚刚介绍进来，中外经典文学的记忆刚刚开始艰难地恢复，总之，我们刚刚从漫长的文学休克期苏醒过来——今天，中国文学已经换了几乎三代人，出版盛况空前未有；在座的青年朋友们很可能就是学中文出身。所以有理由说：我们已经了解什么是文学，过去五十多年、过去近百年，乃至更古早的经典中国文学，都在被我们广泛阅读、评价、研究，在我们的文学版图上，大大小小的星座经已各得其位。虽然，文学在今日中国的命运是大家持续议论的话题，但大家都会同意，和三十年前相比，我们告别了文学的无知年代。
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木心先生的名字不在其间。我相信在这几天之前的数十年内，除了可数的大陆作家听说过他，绝大多数文学读者不知道这个名字，更没有阅读过他的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时间表上，木心先生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阶段，在空间上，他密集写作与出版的地点不在本土。总之，在他的祖国，他之所以未被淹没，是因为他尚未被认知。
这就是我的叙述的困难：木心先生与我们同在一个时代，但是他出现得太迟了，我应该怎样介绍他？
木心先生不是一位“新作家”。他的写作生涯超过六十年，早期作品全部散失，但八十年代再度写作后，台湾为他出版了多达十余种文集。他的部分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并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与福克纳、海明威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在哈佛与耶鲁这些名校教授主办的《文学无国界》网站，木心先生拥有许多忠实的读者。
但木心先生也不是所谓“老作家”。大家应该记得，七十年代末迄今，我们目击了被长期遗忘的“老作家”如何在中国陆续“出土”的过程，这份名单包括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汪增琪、废名、胡兰成……乃至辜鸿铭、陈寅恪、梁淑溟、钱穆等等。木心先生不属于这份名单。他在海外获得迟来的声誉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而他被大陆读者认识、阅读的过程，今天才刚刚开始。
因此，以我的孤陋寡闻，迄今为止在我们视野所及的中文写作及外语写作的华裔作者中——包括美国的哈金、法国的高行健——我暂时找不出另一位文学家具有像木心先生同样的命运。我这样说，不是在陈述木心先生的重要性，而是唯一性，而这唯一性，即暗示着木心先生的重要性。 敏锐的人士在八十年代开始“发现”这位“文学鲁宾逊”：就我所知，阿城、何立伟、陈子善及巴金先生的女儿最早在大陆传说木心先生；第一位将他的文章逐字逐句全文打入电脑，于新世纪发布在网站上的，是上海作家陈村。他读到《上海赋》，“如遭雷击”，乃为文宣告说：“不告诉读书人木心先生的消息，是我的冷血，是对美好中文的亵渎。”他指出：“企图中文写作的人，早点读到木心，会对自己有个度量。”因为：“木心是中文写作的标高。”
最近几年，网络读者，尤其是年轻一辈开始期待木心先生的登场，上海青年作家尹庆一与王淑瑾夫妇是其中之一。这些读者仅从极有限的转载文字，便意识到他的唯一性与重要性。 现在大家终于能够阅读木心先生的书。但我们仍然有可能遭遇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几代人已经被深深包围并浸透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之中。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们经常谈论一件作品，但很少反省自己的阅读——初读木心先生，惊异、赞美者有之，不习惯、不懂得而茫然漠然者也有之。我斗胆以简略的方式陈述这种阅读经验，那就是：当我们打开木心先生的书，很可能不是我们阅读木心，而是他在阅读我们。
木心先生在阅读什么呢？阅读我们的“阅读经验。”
什么是我们的“阅读经验”？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曾在访谈中说过几句粗暴的、涉嫌冒犯众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当代文学家，甚至六七十岁的作者，你看不到他们的语言和汉语传统有什么关系。绝大部分作者一开口，一下笔，全是1949年以后的白话文，1979年以后的文艺腔——如果情形果然如此，那么，这就是我们几代人的书写习惯与阅读经验。
有学者曾经将我们的文化概括为四种传统。一是由清代上溯先秦的文化大统，二是五四传统，三是延安传统，四是文化大革命传统。假如我们承认“阅读习惯”也意味着“传统”的话，那么，我还要加上一个传统，即近二十多年以来的种种话语、文本所形成的阅读习惯——这五项传统的顺序并非平行并置，任由我们选择，而是在近百年来以一项传统逐渐颠覆、吃掉上一项传统的过程。逆向的回归有没有可能呢？这就是近年所谓“国学教育问题”被争论不休的缘故，因为，在抵达所谓“国学”之前，我们先得跨越好几道不可能跨越的“新”传统。 因此，我们可能会承认：古典大统、五四传统，在整整两三代人的知识状况与阅读习惯中，已经失传，很难奏效了；第三项，尤其是第四第五项传统，则全方位的构成了我们的话语、书写、阅读、思维与批评的习惯。
二十多年前，当大家忽然发现中国曾经有过譬如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我们惊异的是什么呢？正是另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阅读经验。这种被长期中断、遗忘的陌生经验立即征服并动摇了我们的阅读经验——这种征服动摇的过程还得加上八十年代西方新文学带给我们的新经验（譬如昆德拉、博尔赫斯、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大家想想看，近三十年来如果我们的写作实践与文学观发生了变化，正是起于阅读经验的变化。
但我立即要申明木心先生的“唯一性”。诸位读了他的书就会发现：将木心先生与以上任何一位曾经被淹没的“老作家”相比拟，都不可比，都不恰当。在他身上没有断层，上述五项传统先后吞噬的问题完全不存在。我们如果将周氏兄弟定义在五四时代，将沈从文张爱玲定义在三四十年代，将建国后的著名作家分别归入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然后据此规范他们的文学观、时代性与写作立场，相信不会遭遇太大的异议。可是我们如何定义木心先生的文学归属？
木心先生开始写作，是在四五十年代，恢复密集写作，是在八九十年代；横向比较，同时期国内的文学写作无论从哪一面向看，均与他不在一个时间的纬度。
这本散文集的首篇《九月初九》，写在1985年左右，可是在文字上可能会给予我们“五四”的、“老派”的、非常“中国”的错觉，而在域外而回望家国，叹自然而审视历史，在五四时期并没有人取用这样的角度与写法。再看《明天不散步了》和《哥伦比亚的倒影》，用粗俗的话说，则显得异常“洋派”而“现代”，我不知道从五四直到现在，中国的散文可曾出现过类似的篇章？至于《上海赋》，我想，凡是读过的朋友都会承认，不但上海不曾被这样写过，更重要的是，我们遭遇了一种异常丰沛而娴熟、但全然陌生的文体，这堂堂正正的文体好像早就存在，可是谁曾在我们的写作生态中见过同样的文学“物种”？
二十多年前当我初读木心先生的文字，我的错觉就是将他与五四那代人相并置，但随即我就发现，即便是周氏兄弟所建构的文学领域和写作境界，也被木心先生大幅度超越——既矛盾又真实的是，木心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同时，在五四一代以及四十年代作者群中，我们无法找到与木心先生相近似的书写者——此所以我称木心先生是一个大异数，是一位五四文化的“遗腹子”，他与后来的传统的关系，是彼此遗弃的关系。阿城为此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木心先生其实是在为五四文学那代人“背过”。
我猜，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读者骤然遭遇木心先生的文学、文字、文句、文体，都会极度好奇：他是谁？怎么会有这样一位作家？我们的困惑犹如发现“文学不明飞行物”：为什么他从来不曾出现在我们的文学视野之中？
在眼下诸位尚未读到木心先生新书之际，我的陈述必须克制。广西师范出版社特意在散文集之外，另行印制一本小册子，全文发表了二十年前由纽约华语报刊《中报》为木心散文召开的一次讨论会文本。我建议诸位格外留心其中一位台湾旅美文学家郭松棻的发言。作为导读，他的多处评议点中了木心先生的精要，又正好针对我们的阅读经验。
郭先生称木心先生是“喜剧家”。他引戴卫·达契斯评价乔依斯的一段话，说“乔依斯的文学事业是要逐步把自己跟生活绝缘，然后达到一个喜剧的境界。”写作者为什么要“与生活绝缘”，可能正是我们集体性阅读经验中的一个盲点。
郭先生称木心散文始终把握着一种“彼岸性”，指出中国的散文通常是此岸写彼岸，而木心先生的文学境界相反，是处处向此岸带来彼岸的消息。他进一步提出木心先生的“第二主体”，即“主体+（主体看客体）”。这“彼岸性”与“主客体”在写作中的关系，是我们集体性阅读经验中的又一个盲点。
此外，郭先生还点到了木心先生的“知性主义”，点到了他在书写中长期把握的“形上生活”，点到了木心的散文美学为什么是因为“生活的退息”，点到了木心散文“对细节的敬意”，指出他是极少数“将读者看得很高很高”的作家——以上这些，是不是我们阅读经验中普遍的盲点？
我不想过于理论化地谈论木心先生，这也非他所愿。他曾说：“文学、哲学，一入主义便不可观。”但阿城正确地指出：阅读木心先生是要有“知识准备”的。当我最初接触先生的文学，面对他开阔渊深、左右逢源的国学与西学根底，痛感自己没有知识，没有准备。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主编杨泽先生在那次座谈会中稍微提到这一层。譬如，他认为在文学气质上，单是“地中海精神脉络”即“都有因缘于木心”，为此他列举了孟德斯鸠、列兹、蒙田、瓦雷里、纪德与兰波。而在先生教授的《世界文学史》课程中，自中国《诗经》、希腊神话一路下来，兼及波斯、印度、日本、东欧、美洲等区域的文学史话，直到二十世纪文学——今日专修文学的年轻人可能接受了较为完整的文学史教育，但我要提醒大家，在木心先生成长的三四十年代，在封锁知识的五六十年代，世界文学的全景观始终是木心先生个人写作的制高点。
但是他说：“知识不必多，盈盈然即可。”因此不要误会木心先生是学问家，这不是尊敬他的好方式。他之出国，不是像五四那代人取西学的“真经”，而是去对照、验证、散步；而“国学”之于他乃是一种教养，他是与先秦以来历代古人的对话者；他于写作所看重的是古人所谓“神、智、器、识”，所以也不要将木心先生误作哲学家：从先秦诸子到希腊哲人，从但丁到尼采，他取中国山水画的散点透视予以观照，而不是学者式的焦点透视，他说，哲学与思想只能作为文学的遥远的背景，推近到纸端，文学会烧焦、冒烟的……此外，散文家、小说家、文学家这些称谓，对于木心先生即便不是误解，也可能不是正解。我记得1994年陪他在英国拜访莎士比亚墓，墓碑上写着“诗人”而不是“剧作家”，先生看见，深以为然。
我们已经有许多许多地上地下、主流或者边缘的诗人。诸位稍微等等，今年明年，木心先生将有多部文集、包括大量诗作在国内出版。他的《巴珑》和《我纷纷的情欲》，都是白话自由诗，他的《会吾中》则以纯正的诗经语言将诗经、甚至一部分先秦文论，全部重写，而每一首都成为十四行结构的“商籁体”。但我没有资格谈论诗，我应该像先生那样将读者看得很高很高，我愿相信在座的朋友以及今后的木心先生的读者，会在我所不及的高度认知木心先生的诗学。
今天，我一再提醒我的陈述必须保持克制。我只是他的学生，不是一位有资格评价文学的人。当此向大家介绍先生，我实在做不到像他的文字那样精确而恰如其分。我不敢说在座的朋友中没有一位读过先生的文章。人不能单凭一篇文章认识作者，尤其是像木心先生这样丰富、深沉而多变的作者；然而有时一段词语、一句话，就能透射光芒，直指人心，先生正是这样的作家。前天，当我接到印刷厂送来的第一册木心散文集，翻阅那些我在20多年前就阅读过无数次的散文，再次感到先生是一个无解的谜——他来路宽阔，但没有师承，他秉承内在的意志，但没有同志，他与文学团体和世俗地位绝缘，他曾经长期没有读者，没有知音，没有掌声……这是他所追求的吗？在五十多年来庞大的中国文学群体之外，我看见，这个人自始至终单独守护着、同时从不受制于五四开启的价值、精神与世界观，凭一己之身、一己之才，持续回应并超越五四那代人远未展开的被中断的命题——譬如白话文如何成熟？譬如传统汉语在当代文学的命运与可能性，譬如中文写作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譬如在世态与时代的种种变幻中怎样以文学挽救文学……我们或许会说，几代文学家都在寻索实践同样的命题，但现在有了比较的机缘：一端，是我们历来所见的庞大的中文写作；一端，是木心先生的书。我们会看见，前者所有的，木心先生那里半点无有，前者所无有的，请在木心先生书中见——我所谓的“有”与“无有”，是指什么呢？
这一层意思，在诸位阅读木心散文集之前，在诸位获得各自的心得——或没有心得——之前，我应该缄默。
最后，恕我略微交代我与先生的关系。先生从来画画，我也从来画画。先生写作，我于是在旁边叫好——现在我简直不敢相信，当年我读的都是他一叠叠手写原稿——然后先生转过头来对我说：你也要写呀……回国六年，我竟然出了几本书，迟迟不敢给先生看。承国内读者错爱，我得到几位热心的读者，其中一位是上海青年女作家王淑瑾。我看她当了真，于是借木心先生的著作给她读。她来电话了：“陈老师啊，我原先以为你写得好，现在读了木心先生的书，你在他面前变成一只小瘪三！ ”
我听她这样说，当下大喜：真的文学总算公道的！可是我的阳谋同时也就被点穿，我今天索性说说破：什么阳谋呢？请大家原谅：我写书，我出书，就是妄想建立一点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
我的夙愿今天实现了。以下，借文学的名义，我要向第一位在国内网站为读者介绍木心散文的陈村先生鞠躬致敬！我谢谢在《南方周末》纂文呼应的陈子善先生与何立伟先生！感谢在此书出版前阅读并期待木心先生的陌生读者和今天到来的记者们！感谢这本散文集责编、脑袋长得像列宁般宽大的曹凌志同志与封面设计师蔡力国同志！感谢作主出书的贝贝特头目刘瑞琳同志！当然，还要感谢青春大好、今年刚满二十岁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元月7日 29 dicembre 旧文：X文档(2)Foucault's rejection of concepts of continuity in Western thought though radical, was not uniqe: he had counterpa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without knowledge of his work, developed parallel ideas.
国内题 92年10月 section 2 第2题
去年是《知识考古学》，今年是《疯癫与文明》和《规训与惩戒》，福柯的书，三联连续出了三本。第一本最为醒目，"知识考古"，简直就是福柯的代名词了，书不厚，然而有人说极为难懂，我也就敬而走之了。我看中的是第二本，疯癫，最合我的胃口，摩挲良久，最后躺在我桌上的却是老三，也许我总排斥获得的满足吧，人的变态心理如此。
到今天，我读《规训与惩戒》还不到三分之一，说到晦涩，它还算不上，是我渐渐失去了澄静，纷乱的不知所以，无法融入法兰西的天空。
也许这也是我的错觉，因为我从来没有读哲学原著的兴致，或者勇气，我没有读过《理想国》，没有读过《纯粹理性批判》，没有读过《小逻辑》，我的全部家当只来自一些简介、缩略、选读本，还有哲学家的传记。
在近来看的小说中，喜欢《局外人》那样的简洁克制，那样的"好懂"。加谬，加上萨特，他们的小说都写得这样，渔夫村妇识得，我也就识得了。
《局外人》中有两处：一是"我"参加完"母亲"的葬礼往回返，加谬大概只用了几句话写完，二是"我"在沙滩上冲动杀人，这两处，我读时都觉得眩晕。尤其第一处，写得也真也幻，如果真由加谬早一个虚拟现实的话，将我放在那个中午的海滩，我也会走回那个地点，杀了那个人，并且补上几枪。
眩晕，思维的不连续性，道德理性之弦的轻忽。自然，这里所谓的思维的不连续性与福柯所说"非连续性"完全不相干，只是我不知怎么就想到了这些。 旧文：X文档(1)Nation wide television has created widespread homogeneity in how people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dress and eat and it is widely thought that to have similarly affected how people speech. However, recent studies suggest tha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accent Are as great in now as they were before a generation grew up watching television.
国内题，91年10月，section4 第8题
二十多年了，如果把我已过的人生分为四个阶段的话，它是由四个不同的地方来刻画的，在北京也六七年了，可能还会住下去。
住了六七年，我的普通话还是没有大的长进，按说，我不是一个语言能力特别差的人。我最想学一口北京话的阶段，是大一大二的时候，那简直是好高骛远。这个浩大的工程于是也没有继续，如今，在发一切儿化音的时候，我还得踌躇。实在说来，也许我的字汇并不需要儿化音来润滑一下。
四川人要说好普通话可能并不容易吧，自然也有好的，大多数，我都能从语音里听出他的乡原来，据一个江西的同学讲，他们的情形也如此。这是一道不太容易抹去的痕迹。
从前，在我的"音乐台"时代，常听"零点夜话"。我也是听着伍州彤的普通话在这几年中慢慢好了起来。好，也是相对，他改进的速度跟我相仿啊，宝剑锋从磨砺出，磨刀石都快断了，钝刀还是钝刀。
听他努力地articulate，谁都会同情这个伙计。谁又知道，他节目的固有或者独有的味道，不是来自这些反复的试错、纠错呢？
选择一个有口音的人来做这样一个节目不是没有好处的。语言过分流利，就到油滑。当然这是我的酸葡萄语言。如果能起张爱玲于地下，能说动她来做这一档节目，就更好了，即使只是当编辑吧。想夜幕四垂，她穿旗袍，沙沙地，踩着地毯，走向录播间，放了一张纸在桌上，转身即去，空气中传奇的味道，连同纸张的紫色，温软的苏白，都会由耳入心吧。
浪费倒真的是浪费了。
王小波说，现在汉语已经很好了，我们只需要去运用。如果他仅指的是北京话(实际上从他的逻辑来看，他就是这么认为的)，我不会同意。近几十年的四川，没有出过什么有名的作家，或许是我寡闻的缘故。我喜欢的是一个叫周克芹的。他死了很有些年了吧。可惜。
但就是在他的东西里，我重新辨认出农村老屋里尿桶发出的清新气味，柑橘和着汗臭，新收割下来的稻禾香(这通常是秋天)，屋后的几笼竹子，还有外婆站在坡上喊:"*娃子，背时的，回来吃饭！" 23 dicembre 千里走单骑 手头有一张《新京报》，是二十二日中午去首都时代影城换晚上七时《千里走单骑》的票，回来时在地铁站里买的。看完《千里》的第二天中午方有时间翻看，里面正有一版是对编剧邹静之的访谈。
邹静之谈到，他之所以能在众多候选编剧中胜出（据他讲，国内的编剧没有不盼望跟张艺谋合作的），是因为他解决了“一个日本老人为什么来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为整个故事提供了推动力。 这似乎证实了我的猜想：张艺谋的创作团队是先对故事后面的华彩部分有了构想，再回头去寻整个故事的缘起。再极端一点想，我甚至怀疑最初的故事就简单地建立在一句“千里走单骑”之上。 这怀疑是有理由的。邹静之透露，在张艺谋一伙的原始构思中，日本老人远赴云南，为的是一个朋友的嘱托，所谓“千里走单骑”，全在一个“义”字。如今故事改为“父亲为了儿子去丽江”之后，主旨转为“父子情”，“义”字虽已不存，“千里走单骑”的名字却留了下来。这种故事的做法好比填词，先有词牌，想好得意的佳句，再敷衍完全篇。
一般认为，张艺谋过往的佳作都有一个强的文学基础，换言之，有一个好的故事。他亦证明了其将好故事转化为好电影的功力。而之后《英雄》和《十面埋伏》的骂名四起，也是故事坏了事。海报上写得分明：张艺谋和王斌是“故事”，王斌仍然是“文学策划”。故事的主宰自然还在张导演手中。张艺谋之所以能在《千里》能恢复水准，在我看来，是请到了一个好的、职业的编剧。职业的编剧与张艺谋和王斌的区别之处，在于通过技术上和细节中的处理，能够将一个故事讲得合乎情理、乃至动人。
前面说到邹静之为整个故事找到一个推动力：高田与儿子健一隔阂有年，健一病而将死，高田知健一常去丽江拍摄，并有今年再去拍摄傩戏“千里走单骑”一折之约，于是代健一去拍，以慰健一。这个动力细想起来，仍然不免牵强，而且老套。而实际上在影片的三分之一处，在儿媳打电话给高田说健一为他的好意动容，说“千里走单骑”完全不重要，让他回来时，这动力已经显著地减弱了，到了影片四分之三处高田闻知健一已死，这动力则已完全消失。
故事之所以还能进行下去，是因为另一对“父子”的出现。
高田去丽江拍傩戏，是奔着名为李家明的戏子去的。不想李家明犯事进了监狱，要蹲三年。高田在导游和当地人邱林的帮助下进了那监狱，正要拍时，李家明却说没了情绪，想他的私生子。于是故事就以高田去石头村找李家明的儿子杨扬，并努力将之带至监狱实现“父子相见”为线索进行下去了。这亦构成了故事三分之一过后的主要动力。
没有理由认为编剧放弃第一个动力是无心之失。在我看来，如此处理非常聪明，一是没有让这个略显牵强的动力贯穿始终，二是避免了影片以高田父子临终相见一笑泯恩仇的俗套。
高田和他要完成的任务之间隔着诸多障碍，语言的（邱林的日语基本不通）、文化的（村主任、监狱管理人员的中国式逻辑），规制的（日本人进中国监狱给犯人摄影），地理的（中日之远），交通的（载他和杨杨去监狱的拖拉机坏在了半路），通讯的（手机信号覆盖不好）障碍，“每一个障碍都可以克服他”。不过在编剧的处理之下，这些障碍都没有造成大的麻烦，没有克服他，而都被他克服了。
这电影在用减法，减去了这些障碍会带来的矛盾冲突，减去了丽江这个背景（丽江风情从没有成为主角），减去了两次可能最具“戏剧性”的“父子相见”。
一个没有克服的障碍是死亡，高田没有及得见到健一。另一个没有被克服的障碍是情感上的隔阂。周折过后，杨杨却说还未准备好去见父亲。高田竟依了他。
电影用加法的地方，或者说着墨之处，是在描写高健与杨杨迷路之后同处的那一夜，以及那之后的分别。这或可看作“父”与“子”时空错位的相见，父见了多年不见的子，子见了从未谋面的父。而高仓在别了杨扬之后再进监狱，不为拍戏，只为让李家明看看他儿子的照片，则成了故事最后阶段发展的动力。
影片里没有健一的镜头，而在电影最初的宣传中，健一一角写明了是由中井贵一出演的。让健一在视觉上消失，就构成了另一处减法。目前还无法确知此为导演创作上的故意，还是为了增加放映场次的被动修改，客观上确有“留白”的效果。
健一在闻知父亲去中国后说的话和他死前口授的信，都是儿媳传话给高田的。但也有可能健一没有说这些话，没有同父亲和解，一切的话语都出自儿媳好意之下的虚构？
这是电影留给观者的一个悬念。
我和贝瑞看的那一场，大概有四成的上座率。看《无极》在同一个放映厅，是首映之后的第二天，座位是满的。和看《无极》时一样，场中也是笑声不断，不过笑的不再是情节和台词，而是片中诸多业余演员真切的本色演出，和因为本色而来得格外熨贴的台词。
贝瑞跟我说，影片一切皆好，就是李家明竟然哭到滴下鼻涕，让人不能接受。我笑她，说她因为有洁癖才会有此怪诞想法。我亦想到高仓健在电影中哭了几回，与影片通篇的克制手法不无冲突。后来又明白我这乃是另一种洁癖。 16 dicembre 《无极》的故事昨晚同贝瑞去看《无级》。映至中场，笑声四起。回家的车上，贝瑞笑倒在我的怀里，说这电影连《十面埋伏》还不如哪。虽然我看电影以一贯之地带着“理解的同情”，这次不免也笑了几回。 13 dicembre 由陈绮贞想到毕晓普 一种艺术
伊丽莎白·毕晓普
丢失的艺术不难掌握
不少东西本身就含有 任人丢弃的目的，丢失它们并不是灾害。 每天都在丢失。房门钥匙丢了
一小时浪费了，早已满不在乎。 丢失的艺术并不难掌握。 接下去锻炼丢更大的东西，更快地丢：
到过的地方、认识的人、还有你本想见识一下的 地方。这也不会带来灾害。 我丢了母亲传给我的表。还有你瞧！
一、二，一共三幢我住过的楼房。 丢失的艺术并不难掌握。 我失去了两座城市，都很可爱。以及，更大的，
我从小熟悉的地带，两条河，一片大陆。 这些我都失去了，可是也不算灾害。 ——即使失去了你（我那种开玩笑的声音
我最心爱的姿态），我也还不用遮掩。本来， 要掌握丢失的艺术不算太难。虽然丢掉这个 有点儿（写下来呀！）有点儿像是灾害。 这是无意中从风语论坛找到的译文，我手头有一本丁丽英译的毕晓普诗集，质量比这个版本的译文差得太远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的这个“20世纪世界诗歌译从”尚有另外几本，想来也好不到哪里去。 开始饭陈绮贞了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 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 你累计了许多飞行 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 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 05 dicembre 刻下的读物在当当买了几种书，其一是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书名气大，读来很有兴味，已读完了上册。另有一册是止庵的《止庵序跋》。这书是古吴轩出版社所出“书人文从”中的一种。看了版权页方知，这是苏州的一家出版社。
说起来我是止庵的粉丝。这是确实的。他的书我见着的都会买。第一本买的是《六丑笔记》。那是几年前在三联，无意间拿起来翻看就放不下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与《六丑笔记》同一个系列的还有《废名文集》，也是看了止庵的推荐买的。这两本书如今我还时常翻看，对我是极好的枕边书。
止庵文章的好处且不去说他。他的书不易找得。印数少，这是自然的，书店里也很少进。每看见一片一片的“秋雨美文”，我就叹一口气：名气与水准的差距也恁大了一些。学识之别还不论，说到文字之美，之可咀嚼回味，说余先生“文笔好”的不知做何想。我因是在三联第一次收到止庵的书，所以总还是那里寻，也只找到了一两种，其余在网上书店买到了几种，在地坛书市买到了几种——我记得是《苦雨斋识小》、《樗下谈庄》和《画廊故事》。
是故《止庵序跋》中所收的文章我大抵已经读过。不过此书另有两个好处。其一是收录了一些之前没有看过的照片，虽然纸质印刷都不好；其二是正好做个止庵出版物的索引。
按照这个索引，我目前所未收到的还有：诗集《如逝如歌》、《俯仰集》、《史实与神话》、《老子演义》、《沽酌集》和《怀沙集》。其中以《史实与神话》最想买到。如止庵所说，这是他研究义和团的一个著作。很久很久之前，我在书店看到过这本书，犹记得封面是一个人武刀。当时还不知道止庵是何许人，以为又是高头讲章的一种，如今怕是无处去寻了。
本次还买了一本《不守法的使者》，是止庵对现代派绘画的一个评论集。
我的教材到了，四本英文书，这也是刻下的读物。 23 settembre 艺高人胆大贝瑞看了我下载的李敖北大演讲的视频后如是说。
多年之前，我写过下面的东西——如今再看，觉得写的不好，但是又没有东西可加，充数充数：
枕边书
一般而言，买书的时候，我有强的品牌敏感度。要挑出版社，首选自然是三联、商务，或者还有北大，外文，译林，近来出的村上春树和老君的东西，因为是漓江，或者南海一属的地方出的，翻了又放下，只有割爱。作者方面，基本上只买译著，汉语作家里面，比较着力去找的，有黄裳，董桥。阿城的书，我久想找一个搜集比较齐备的，上次看到几本，喜看，而版式设计实在太过粗疏，也不齐全。
以此而论，《李敖回忆录》应该是在我的购买范围之外的，当初买下，大概也是出自尝试邮购的冲动，没想到，它成了近来我阅读次数最多的一本书。
先看他的早年经历，与胡适、钱穆的交往，心向往之。再看他的星沉，复出，口诛，笔伐，笑傲江湖。复看他的情史。最后方有耐心看他的散在书里的自我剖析。
他对我，先是狂狷的，肆意的，后是偏执的，好斗的，终于一天，读到他的悲凉之意，英雄寂寞之感。对于他，也许我只有佩服，用高阳的话讲，"人就是要这个样子，才过得有味道。"
  左边的图片既是我买到的那版《李敖回忆录》，右边的是他小时候在太原的照片，皆用google搜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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