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lo di chivalry去生活,去寻找,去实现FotoBlogElenchi Strumenti Guida

Blog


13 giugno

价格规律与市场状态无关

薛兆丰 
  
继续上期的话题。有人认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里,政府可以放手不管,让商品价格自由升跌;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里,政府掌管着土地批租权,存在着官商的勾结和腐败,所以政府有责任调控房价,不仅应该通过重税来打击炒卖,而且应该实施‘一票否决制’,把一个地区房价作为该地方领导任免标准来考察。”
 
这是一连串毫无逻辑的推理、以及导致荒唐局面的建议。让我们倒过来剖析。先假定这段话前面部分正确,看它结尾的建议是否可行,即看看把房价作为官员任免的标准,实施起来会产生什么结果。
会产生荒唐的结果。真要实施“一票否决制”,那名义房价是可以压下来的,但政府能同时保证房源吗?能同时保证质量吗?能同时保证这些临时措施不违反法律吗?不能。我们都清楚,谁都只能“不惜代价”做一件事情,而不可能“不惜代价”做多件事情。这建议显然是信口开河,说着玩的。
 
再假设文章开头的那段话前面都正确,我们来看倒数第二个建议是否成立。也就是说,即使政府确实有责任调控房价,那采用重税是否能够达到目标?不能。政府抽到的重税,可不是向上帝抽的,而是向买房者和卖房者同时征收的。征收重税,必然导致房价上涨。
 
那其他调控措施有效吗?无效。楼市专家易宪容,认定楼市存在大量泡沫,于是支持政府调控楼价,并连年预言房地产大跌,可大跌了吗?国资委官员赵晓,去年夏天为政府的调控措施大声喝彩,兴高采烈地发表了《我们将见证房价的历史性下跌》*,可见证了吗?
 
事实上,中国还很缺房子。很缺!政府不再负责分配住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交通网络极不发达,政府批租土地有限,而居民收入预期逐年增长,这些因素全都表明中国的住房需求不是泡沫,而是真实的、强劲的、递增的、不可能靠行政手段打压下去的。
 
有人问:既然房地产供不应求,为什么房地产的空置率较高?恰恰就因为政府的管制。学者们倡议的各种措施,包括征收重税、限制交易、减少批地、干预户型、提高首付等,都无一不在强化着同一个信号:房源在萎缩,选择在减少,价格要上涨。就冲这势头,任何一个理智的业主,都会自然而然地采取“囤积观望”的策略。
 
这是说,即使“政府有责任”,也并不等于“政府有能力”。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推出各种管制措施,但这些管制措施既不能替代、也不能增加真实的供应。这是经济学教训的核心。未掌握经济学的人,往往异想天开,以为政府有多大责任就能有多大能力,于是赋予政府极大的责任,让它包办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结果造就了上世纪“计划经济”的大悲剧。
 
我们再看本文开头那段话的第一个观点,即由于市场经济尚不成熟,所以政府有责任对市场进行调控。我反问:市场经济不成熟,不恰恰就是政府不当干预造成的吗?难道政府干预造成的烂摊子,就得由更多的政府干预才能善后?
 
这种思维很怪,也很普遍。我说票价不足导致了黄牛党,他们便说铁路是政府垄断的。难道政府垄断了铁路,低票价就不会吸引黄牛党了?我说重税不能压低房价,他们便说市场经济目前还不成熟。难道市场经济不成熟,重税就能压低房价了?没有哪个政府是没有垄断某些资源的,没有哪个市场经济是完全成熟的,可这又如何?这就得让经济规律反过来写?
 
不管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不管官商有没有腐败,不管政府有多大责任,不管买房者是自住还是投资,不管太阳从东边还是从西边升起,只要政府加重房地产交易税,就会导致房屋供应量减少,购买量减少,成交价上升,以及政府渔利这四个并行后果。同意的朋友,您掌握了经济学;不同意的朋友,您发明了经济学。
29 marzo

读《世界是平的》

      世界是平的。“平”即指“全球化”。
  
  本书的副题是“二十一世纪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作此书时,本世纪的第五个年头当尚未完结,作者弗里曼就急吼吼地要来个盖棺论定——难怪那许多书评人看不惯他。书评人的另外一个主要批评,是说书中的观点全无新意,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罢了。这两个批评是否有理,却要等自己看完全书后才能来个评判。
  
  全书共计十三章,大致划分的话,则第一章至第三章为第一部分,讲述“世界是平的” 之既成事实与成因,第二部分由第四章到第十章,进一步阐述这一趋势的深层影响和国家、个人、公司的因应之道,在最后的第十一章至十三章中作者继续讨论“让世界不平”的残余因素和解决之道。
  
  六百年前,哥伦布扬帆向西,去往他想象中的印度,他所秉持的信念乃是“地球是圆的”;六百年后,弗氏从美国本土出发,往东作环球之旅,先到印度,再到中国,最后回到合众国,沿途所见,都是“我正谁大觉,好多工作都外移了”。而外移的工作中除了制造业的岗位之外,连传统上认为不可能外移的服务岗位也包括在内——如印度的医生开始帮美国的同行解读电脑断层扫描图像。在第一章中,作者如此这般将 “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图景展开。本章也奠定了本书的叙述框架和行文的笔调:四个主要叙述对象是全球化肇始国美国、服务业主要外包地的印度、制造业主要外包地的中国和作为对照,孤立于全球化进程之外的阿拉伯世界;写作手法上则是以例子带出观点——全书充盈的案例既新又多。
  
  在第二章——可能也是全书最有名的一章里,作者列举出“抹平世界的十大推土机”来回顾“世界变平”的历程。这十大推土机依次是:“墙倒窗开”(柏林墙的倒掉和视窗软件的普及)、互联网的勃兴、工作流软件、开放资源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内包、信息搜索和轻科技“内固醇”。作者虽然提示这些推土机可大致分为政治事件、科技创新和企业创新三类,但他并没有强调这种分类,也许是因为这十个因素彼此牵连和推动,难以截然划分的缘故。
  
  抛开作者的逻辑不谈,从交易的角度来看,这十大推土机引发的变化倒也可划分为三类:其一是交易范围的扩大,第二是交易费用的降低,三是交易规则的变化,而这三者又相互推动,造成了交易的繁荣。柏林既倒,冷战终结,所谓的“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三十亿人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来,三十亿人既是制造者,又是消费者,交易的范围空间扩大;东西汇流,“世界向民主、共识、自由市场导向的治理方式倾斜”,交易规则开始趋近(如一致的PC制造标准、趋近的会计标准等),向“单一的市场、单一的生态系统、单一的社群”演进,此所谓“全球化”。交易费用的降低主要拜信息技术的进步所赐,信息获取与交流的成本直线下降,大大降低了时间与空间对贸易的限制,为新的交易种类和交易规则的涌现扫清了战场。
  
  批评者说的没错,这些“推土机”在别的著述中也多有论及,或许名称有不同,有的在学理上可能还更为清楚,不过弗氏的出众处在于将这十个因素“汇流”——旁的人好像真的说的没有这么全的,汇流之后表现力和说服力的增强是几何级数的。换言之,本书是过去所有有关全球化之通俗读物中的“集大成者”。
  
  这种状况,就像他在第三章“三大汇流与中国妈妈的义肢”中所说:“十辆推土车的出现,最晚都没有晚过九零年代”,但“先需要时间进行整合,才可以相辅相成,引爆点大约在2000年,结果就是创造出一个因网络而变可能的全球竞赛场,让多重形式的合作,知识和工作的分享,不再有时间差,不必在乎地理和距离”。
  
  “2000年”是弗氏在书中反复提到的一个数字,这个一般人将之与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年份,在他看来却是全球化的一道分水岭。返回第一章,他在第12页已提出自己的“大历史观”,将自哥伦布西行的1942年以来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从1942年到1800为全球化1.0时期,1800年到2000年为全球化2.0时期,2000年以后为全球化3.0时期。显而易见,作者认为本世纪余下的年份不过是全球化3.0的继续展开,“调子已经确定”,所以颇为自信地将本书的副题名为“二十一世纪简史”。
  
  作者所说的第一汇流是指十辆推土机一同运作,创造出一个平坦的全球竞赛场。在此基础上,企业和个人开始采用新习惯、新技术和新程序来运作,新场地与新方式相结合构成第二汇流。而中国、印度、前苏联的三十亿人进入这个新场地,加入合作和竞争,就是第三汇流。
  
  在上述本书的第一部分中,作者基本在回顾历史、陈述事实,批评者虽然不承认他的原创性,但在基本的事实上并没有异见,引发激烈批评的是本书的第二与第三部分。
  
  在第四章“劳斯莱斯还算是一家英国公司吗”中,作者开篇即指出:三大汇流不但影响企业的竞争、工作者的就业,也将影响到国家的政策…之后将是所谓的“大厘清”,因为当创造模式从垂直变水平,从计划与控制变成连接与合作,受到冲击的不只是商务,还有一切….世界抹平后最常见的疾病是“多重身份失调症”。
  
  也许是噱头,也许是真实经历,作者发现“我说的‘世界抹平’,马克思早在1848年《共产宣言》就已经说过了…在《共产宣言》里,他形容资本主义这股力量可以消灭封建、民族、宗教等一切认同,进而建立起一个只受市场法则规范的普世文明。”
  
  弗氏说:“今天回头读《共产宣言》,我不得不敬畏马克思的犀利”,他并全文引用宣言中的两个段落。一干批评者都说弗氏是误读了《共产宣言》,误读了马克思,我却以为他引用的段落相当恰当,好像马克思早就为此书写好了导读似的。我全文抄录其中的第二段话如下:
  
  “资产阶级快速改进所有的生产工具,大幅度改善沟通的手段,把所有国家都带入了文明,连最野蛮的也带入。商品的廉价是击垮中国所有城墙、逼得仇外冥顽的蛮族非屈服不可的重炮。廉价逼得所有国家都必须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否则就等着亡国亡种。廉价逼得所有国家都必须引入资产阶级所谓文明,亦即都变成资产阶级。换言之,资产阶级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世界。”
  
  世界被抹平,“水往低处流”,哪里有更高的利润,或者有更低的成本,资本连同其它生产要素就流向哪里。
  
  理论上,企业就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企业的边界从来就不清楚,如今有了供应链、内包和外包,这边界就更模糊了。越来越多的工作被外包出去,那些接受外包的知识工作者,他们与公司的贡献往往比内部员工还大,还要更重要,但是法律上却不算公司的雇员;还有供应链上的合作单位,他们与公司的运作已经高度配合,其程度甚至与内部的部门无异。企业的边界究竟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民族国家的边界也模糊了。“劳斯莱斯还算是一家英国公司吗?”,那么联想究竟是一家美国公司,还是一家中国公司?
  
  根据弗氏的全球化编年史,在全球化1.0阶段,国家是竞争的主角,2.0阶段的推动力来自企业,3.0阶段的推动力则来自个人,个人的力量大增,不但能直接进行全球合作,也能参与全球竞逐。“不过,它也可能对我们在地理和社群上的认同构成威胁,而我们却一直是靠着认同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这种认同感的迷失就是作者所谓“多重身份失调症”。
  
  作者指出:“资讯科技的进步让企业可以把所有的无效率从市场与商业运作中排除…但有些障碍却是一地的机制、习惯、文化、传统,人民珍惜这些,因为其中报包含了非市场的价值,诸如社会凝聚力、宗教信仰、国族自尊等。如果这些差异业杯抹平,丧失的可能是很重要的东西…推土机抹平的障碍愈多,国家、文化、价值、认同、民主传统、劳工社群的保护规范等等遭逢的挑战就愈严重。”他问道:“应该保留哪些?哪些又应该让它化为乌有,大家才能更好地合作?”
  
  作为对上述问题之一的回答,弗氏接下来在第五章“相信开放,别以为壁垒有多少帮助”中明确指出贸易壁垒毫无帮助,并只能阻碍你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在第二部分接下来的第六章至第十章,他并没有着力“厘清”上述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自资本主义出现就有之,根本无法厘清——而更像是为个人、企业和国家如何适应全球化撰写了一份“生存手册”,这从章节的题目上便可以看出,第六章的题目是“如果你希望自己和孩子有竞争力”,第七章“如果你的国家再不好好拼教育”、第八章“给国家、企业、父母的良心建议”、第九章“为什么墨西哥的护国圣像都是中国货”,第十章更为干脆:“企业致胜七大法则”。
  
  弗氏说,在抹平的世界里,作为个人,大家都应该立志做“工作不能外包出去的人”——你要么太特殊,要么太专业,要么太懂得深耕,不然就是太会调适。而对国家而言,成功的关键却在基础建设、教育、法制、勤奋、创新与创业的文化——他称之为“零售式改革”,与宏观层面的“批发式改革”相对。
  
  第九章中关于各个国家有一段妙喻,可见作者对世界情势的观察入微,我愿意全文抄录如下:“把世界比喻成一座城市,会怎样?我会这样打比方,西欧好比养生安老中心,垂垂老矣的人口由土耳其来的看护照管吃喝拉撒。美国则像禁卫森严的豪宅区,社区的前门装有金属探测器,好多男女在前院埋怨外人都很懒,后墙其实却有个小缺口,供墨西哥等尽力充沛的移民翻墙进来,协助社区的正常运作。拉丁美洲是找乐子的地方,一大堆夜店舞厅,晚上十点开始上班,人人睡到日上三竿。是很有的玩,夜店舞厅之间却没有其他生意,只有智利那条街例外。这一区的地主几乎都不把赚的钱再投资到社区,都是存到隔老远的银行。阿拉伯是一条阴暗小巷,除了几条叫杜拜、约旦、巴林、卡达、摩洛哥的小弄,外人是不敢进入的。唯一的新开店是加油站,老板跟拉丁美洲的精英一样,也不在社区投资。阿拉伯的许多朱佳都窗帘闭拢,百叶帘拉上,门前草坪插有‘非请勿入,内有恶犬’的标语牌。印度、中国、中亚是‘铁道的另一边’,是个大市场,人烟沸腾,许多小店家、小工厂,间杂以工学院和升大学、升研究所的补习班。本区人人都不睡觉,都住大家庭,人人都工作,都储蓄,为了往上爬。中国人的街道虽然没法治,路却铺很好,没坑没洞,街灯都管用。印度人的街道则灯没修,路面多坑多疤,警察执法却很严。像摆个卖柠檬汁的小摊也得取得执照,幸好警察会收红包,成功的企业在厂房中也有自己有发电机,还有最新式的手机,不怕电话线杆全倒。非洲真惨,商店都关门大吉,平均寿命预期正在下降,新盖的房子都是诊所。”
  
  作者以第十一章“对许多人来说,世界一点都不平”开始了本书的第三部分。他说自己是“科技决定论者”——能力创造出意愿,但不是“历史决定论者”——人人都会用新科技或三大汇流来造福自己、国家、全人类。虽然有半个世界正直接、间接参与世界缩小抹平的过程,但弗氏承认:“我知道世界是不平的。”他说的很坦白:“我大胆将书冠上‘世界是平的’书名,是想吸引大家对这种趋势的注意,因为我认为它是先进世界头号重要的趋势…未来不见得世界其他地区也会跟着变平,已经抹平的地区也不见得不会因为战争、经济动荡、政治而变不平。”而分析世界抹平趋势可能走偏的原因及对策就成为全书第三部分的重点。
  
  弗氏分节列举了阻碍世界抹平,或对世界抹平提出挑战的因素:一是“健康太差”(没进会进入抹平社会),二是“力量太弱”(没有参与的工具、技术、基础设施),三是“挫折太深”(为了反抗开放,穆斯林极端分子故意去攻击开放社会之所以能持续开放、创新、抹平之所系——信任),四是“Toyota太多”(自然资源的局限)。
  
  第十二章“戴尔冲突防治理论”可能是全书最为有趣的一章。作者在本章中讨论了世界抹平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在早先的著作中,他曾提出颇为有名的、半认真半开玩笑的“黄金拱门防卫理论”——“当一国的经济发展到中产阶级的规模撑得起麦当劳连锁时,它就变成麦当劳国家。麦当劳国家的人民是不会再喜欢打仗的,宁可排队买汉堡”,其要点是:“一个国家一旦融入全球贸易,生活水平提升(麦当劳就是象征),战争对胜者与败者的代价都会高到可以止战的地步。”在本书中,弗氏将麦当劳换成了戴尔,他指出:“世界上,任何隶属某一个全球供应链的任何两国(戴尔就是象征),只要还在相同的供应链里,就不会真的开战。”他并认为,对这一理论最大的考验就在台海两岸。
  
  第十三章题为“从11/9到9//11:我们需要想象力”(198/9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的日子),这里所说的“想象力”分正反两面讲。正的一方面,“在抹平的世界里,合作的资源及工具已经是人人可取的大众物资。却有一样在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成为大众物资,就是想象力”。反的一方面,就是要把那些愤怒的(穆斯林极端主义青年)从“等待中的烈士”变为“行动中的梦想家”,换言之,用“美国梦”去填充他们的头脑。
  
  没错,美国梦,从本书的立场和假想的读者群来看,这又是一本“美国读本”。这也不奇怪,早就有人说过了:“全球化”就是“美国化”。
  
  贝瑞很想看这本书,在北京买不到。我三月下旬去香港,在港岛一家书店买到台湾雅言文化出所出定价390元新台币的繁体横排平装版。贝瑞出差去桂林时也带着这书,回来后她讲了一个故事跟我听——说她在游船上,碰到一个来旅游的美国老太,相谈甚欢。老太问及她做什么工作。她答了。老太说她总觉得手机无用,还觉得用手机打电话很silly。正好两人又谈到“世界七大自然奇观”,贝瑞一时想不全,灵机一动,借来别人的手机,连上互联网,很快便Google出来。把结果拿给老太看,她大为惊奇,手舞足蹈,呼朋唤友地来看,又查“世界八大人文奇观”,也查到了。后来老太说她的一个弟弟在黄石公园开了个B&B(Bed and Breakfast),问能不能查到,结果很快名字、地址、照片都出现在手机屏幕上,她乃叹服。
  
  这个故事恰好可作本书的例子,我也以此结束这片冗长的书评。
  
  本书第一至第四章的译者为杨振富,余下章节由潘勋译出。他们显然做足功课,译笔明白晓畅(因此我得以大段引用他们的译文),充分体现了作者“速度与噱头兼具”的文体特点。且等大陆版出来,看译笔如何,看有哪些删节。
15 marzo

Upcoming reporting season for Chinese telcos

UBS

 

We expect China Mobile to report an excellent set of results with strong top-line growth, a stable EBITDA margin, and robust earnings momentum. We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this as a short-term catalyst, particularly given the recent share price weakness.

                                                                            

We expect China Unicom to report in-line results. We view the continuous generation of a minor profit on CDMA business in Q405 as a positive sign. However, we still believe the potential upside in China Unicom’s share price should come from industry restructuring rather than a fundamental turnaround.                      

 

We expect China Telecom and China Netcom to report lacklustre fundamental growth figures. Basically, the growth from non-voice businesses, like broadband and value-added service, cannot offset the slowdown in the core voice business. We expect in-line results from China Telecom, but more positive results from China Netcom, driven by acquisition accretion and potential tax benefit.

10 febbraio

道听途说

早上同一个做基金的老乡聊天。他讲,如果股指近日掉到1125点以下,可介入。他说他个人本来有笔闲钱,想提前还房贷的,现在也准备入市了——当然,用别人的名义。
 
道听途说,不供参考。
05 febbraio

中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对3G 的看法

资料留存,请勿转载。
 
瑞士银行(UBS)及美林证券分析师分别于1 月26 日与中移动董事长王建宙会面,其后2间投资银行发表有关会面内容的研究报告,其中内容重点包括:
 
对发展3G 充满信心,预期中移动有可能参与部分TD-SCDMA 技术发展
王建宙表示中移动对选择发展那种3G 技术有两项重要原则:1)目前中移动的GSM/GPRS网络将能够以自然及具成本效益的途径提升至未来采用的3G 技术;2)由于中移动为08 年北京奥运会的独家指定移动运营商,因此未来采用的3G 技术需要能够提供国际漫游服务。

瑞士银行指这2 项条件代表中移动倾向采用WCDMA 技术。
 
王建宙相信若TD-SCDMA 技术是与其他3G 技术联合组网,中移动及每一家电信运营商都需要参与,但若TD-SCDMA 技术是以单独形式组网,中移动选择采用TD-SCDMA技术的机会将不大。此外,王建宙表示母公司未来将负责集团的海外发展计划、乡村网络建设及TD-SCDMA 技术的发展,而上市公司将集中发展对可为公司资产带来增值的项目。
瑞士银行认为信产部有关官员近期的言论显示TD-SCDMA 技术单独组网的机会较大,所以中移动面对TD-SCDMA 技术风险相对较低。美林证券预期中移动不会是采用TD-SCDMA 技术的首选运营商,而中移动母公司将负责提供对TD-SCDMA 的技术及财务协助。

致力控制发展3G 的资本开支
 
王建宙并没有向分析师透露发展3G 所需要动用的资本开支的预算,只表示在3 月份公布年度业绩时将表述公司06-08 年的资本开支计划。中移动强调未来只会逐步开展3G 业务,首先是在东部沿海省份;而根据国际电信运营商的经验,目前3G 每线投资是已经低于2G 每线投资。因此,中移动预期公司整体资本开支只会在发展3G 初期上升,长远3G 业务的资本开支将代替目前2G 业务的资本开支。美林证券同意中移动建设新3G 网络所需要的资本开支将为有限,而3G 扩容的资本开支可由减少2G 扩容的资本开支所替代。

王建宙同时认为若3G 牌照在06 年中以后才发出及届时相关手机已准备就绪,中移动将直接提升网络至HSDPA。
 
以保守策略发展海外业务
由于国际新兴电信市场的移动电信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王建宙表示目前具吸引投资价值的海投外项目并不多。此外,中移动未来投资海外电信市场将由母公司负责进行,早前以上市公司名义直接投资香港华润万众电话只是个别事件,因投资华润万众电话可刺激中移动国内用户来港时使用国际漫游服务,为上市公司直接带来协同效益,所以才由上市公司直接进行收购。
 
对公司现有业务的经营前景充满信心
王建宙对中国移动电信市场在06 年的增长非常乐观。他指出移动用户持续增长、新业务(如SMS、增值业务、数据业务等)增长动力强劲、及固话话务量分流至移动通信将是中国移动电信市场的增长推动力。王建宙相信中移动广阔的网络覆盖(达到97%的人口)及优秀的客户服务是中移动相对的竞争优势。王建宙预料中移动未来5 年仍是一家具备增长动力的公司,虽然在3G 牌照发放将令市场竞争增加,同时海外电信公司亦可能加入中国电信市场,但除非新竞争者进行不理性的价格竞争,中移动有信心能维持市场领导者的地位。
 
瑞士银行下调投资评级至“中性”
由于中移动股价过去1 年累积很大的升幅,及电信政策可能出现的变动,瑞士银行调低中移动的投资评级至“中性”,目标价则保持在43 港元。美林证券仍然维持给予中移动“买入”的投资评级,目标价亦同样定于43 港元。
03 febbraio

不安的中国富豪

翻译练习,不完全忠实原文,原文见经济学人
 
上苍肯定特别眷顾汕头。这个南中国地区,虽然历来贫穷,却是亚洲首富李嘉诚的出生地,最近又出了中国大陆的首富——黄光裕。黄是电器零售商国美的创始人。根据胡润的财富排行榜,黄的身家达到17亿美元,连续两年在中国大陆排名第一。17亿美元与李嘉诚的130亿美元仍然相差甚远,但我们要知道,黄只有36岁,要年轻得多,而且他的财富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的香港获得的。
 
不过,财富以及非凡成就带来的荣耀都不能使黄安心。没错,黄在鹏润广场(该处地产为黄与他哥哥共有)的办公室豪华得像总统套间,有宽大的桌子,甚至还有一间卧室(黄说自己经常连夜工作);因为朋友说开会方便,他的坐驾也换成了奔驰。他个人却差不多能称为吝啬。他和妻子、孩子仍然住在一个普通公寓里,价钱只是豪华公寓的1/3。
 
黄有些腼腆,他摆弄着自己手机,点上又一支雪茄,坦白地承认自己不会打高尔夫,最近去加拿大休假,觉得无聊就把假期缩短了。他一天工作13个小时,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要放松就看电视。
 
黄的自抑和工作瘾可能与他财富的积累过程有关。和李嘉诚一样,他的身家也来之不易。李是靠廉价鞋和塑料手表起家的。而黄出身农家,在还是一个孩子时,就靠放学后拣用过的瓶子贴补家用。16岁时,黄和他的哥哥跑到蒙古去贩卖廉价手表,最后在北京安顿下来,开了一家裁缝店,名字就叫国美。17岁时,看到中国城市化、地产业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带来的机会,黄把国美转为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商品商店。到了1992年,黄把业务作了分拆,他要了商店,而把地产业务给了他哥哥。
 
黄的态度在中国年轻一代企业家中也是很常见的。面对一个仍然对私有财产和快速增长的私人财富态度暧昧的体制,他们普遍保持着敏感。事实上,好几个胡润财富榜榜上有名的人都进了监狱,或者逃亡海外。黄说自己并没有感觉的威胁。他说:“我来钱的路数是透明的。”虽然他也承认,进行那些炫耀性的消费时,还是需要保持低调。
 
最让黄感觉不安的,还是生意。乍看上去,国美非常成功。国美在132个城市开了437家店,2004年的收入达到240亿人民币(20亿美元)。在中国大陆这个容量达到5000亿人民币,年均增长12%的电器市场中,国美无疑是市场领导者。与竞争对手相比,国美有最好的品牌,最广的产品覆盖范围,并且对某一区域的依赖程度也要小得多。但是国美的优势地位确实受到了威胁。在中国,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电产品的市场仍然是高度分散的,前16家连锁企业的销售额也只占到整个市场的22%,而且竞争日趋激烈。黄在过去二十年的零售业生涯中,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做法,比如向供应商收取很高的促销费用(这笔收入占到国美利润的三分之一)。黄说,这些做法到处被拷贝,尤其是他三个全国性的对手:苏宁、永乐和大中。
 
竞争不断升级。上海的永乐和北京大中最近宣布进行全面合作——最终可能实现合并。在竞争的压力下,几家企业都疯狂圈地,想第一个建成覆盖全国的零售网络,以此在与供应商的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国美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新开800家店,把销售额增加5倍,到2008底实现1800亿人民币的销售额。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国美正在付出成本。前9个月,国美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拥有国美最赚钱的267家店,而未上市的母公司拥有其它多家店)公布其每平米销售额下降了1/4——因为国美新开的店主要分布在相对不发达的城市。同时,价格战、高涨的促销费用、房租、工资和水电费用都在侵蚀国美的利润。国美的毛利率不到9%,而且还在下降,这与美国Best Buy25%的毛利率相差甚远。国美最大供应商,比如海尔和TCL,本身都面临着极度供过于求的问题,为了保持盈利不遗余力。国美能从它们那里榨到的油水已经很有限了。中国的消费者也不会为免费送货上门、更好的售后服务或者服务更好的商店支付溢价。国美在北京城北部有家示范店,店里有现代化的布局、舒适的沙发,还为迎接新年挂上了红灯笼,但是低价仍然是这家店最大的卖点。国美用纸来做价格标签,就是为了适应一日三到四次的减价。
 
黄光裕赌的是:国美的扩张将迫使行业进行整合,从而终结价格战。在这方面,国美有先发优势,有杰出的管理团队,其香港上市公司对吸收资本和进行收购也多有助益。国美也想引入外资合作伙伴。1月2日,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Warburg Pincus对国美投资1.5亿美元,约占国美总股本的9.7%。黄还把目光投向Best Buy,去年他与Best Buy的老板会晤了两次。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现在已经对外资的电器连锁企业和超市全面开放,竞争只会升级,而不是减弱。所以,为了以防万一,黄开始涉足地产业。黄的哥哥在商业地产方面做得相当不错,黄则于近期成为了北京最大的居住地产开放商之一。这好像更适合他。他充满惋惜地回忆起逝去的好日子。在那些日子里,他是没有竞争对手,什么东西都卖得很快,不用求什么人。“地产业相比零售业的最大好处”,黄露齿而笑:“就是你不用应付那么多人”

原文转载

China

Deep freeze

Feb 2nd 2006 | BEIJING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The authorities silence yet another inconvenient voice


TO JUDGE from their recent actions, it would appear that China's political commissars are feeling rather jittery. On January 24th, they shut down Bing Dian (Freezing Point), a publication that has made a name for itself with outspoken pieces on sensitive topics. The closure was merely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such moves against publications that have pushed the ever-present limits on expression in China. For Bing Dian, the proximate cause appears to have been a recent piece which criticised the nationalistic undertones of history texts used in schools.

Bing Dian had previously attracted attention and official criticism with articles about corruption, Taiwan and—perhaps most irritating to the powers that be—heavy-handed political interference in the work of the media. In the case of Bing Dian, the powers in question are probably the highest in the land. The paper is a weekly supplement in the China Youth Daily newspaper, which is affiliated to the Communist Party Youth League. The Youth League, in turn, is the institutional power base of China's president and Communist Party chief, Hu Jintao, so Mr Hu was likely to have been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 to shut Bing Dian down. 

Li Datong, the founder and editor of Bing Dian, was nevertheless quick to strike back, and sharply. He told a Hong Kong newspaper that the closure was part of a long-nurtured scheme to silence the paper's “pursuit of democracy, rule of law, deliberation, liberty and rights”. Calling the closure “a despicable precedent”, Mr Li also accused authorities of timing their move in the run-up to the lunar new-year holiday in hopes that it would attract little attention. He followed with an open letter lambasting narrow-minded officials for using “dictatorial methods to impose controls that deaden what should be a lively political scene.”

Those officials, alas, have been at it for a long time. An internet news search on terms such as “China AND media crackdown” will yield an abundant haul of stories going back many years—unless, of course, that search is conducted inside China, where software filters will block access to much of the relevant material. Despite occasional periods of relatively greater liberalism, the censorship pendulum in China only ever swings within a fairly narrow range. The past year saw a steady stream of cases in which editors and reporters were disciplined, dismissed or even jailed for violating strict official guidelines. The internet has come under particularly tight scrutiny. Service provid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are obliged to block access to a long list of suspect sites.

In its 2005 Press Freedom Index, a Paris-based rights group,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ut China near the bottom—in 159th place out of 167 countries ranked. The group has identified 32 imprisoned Chinese journalists. He Qinglian, a Chinese journalist and social critic now living in ex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says that Bing Dian is just the latest entrant to China's “graveyard of those who have sacrificed themselves for press freedom.” She says that the government knows that rapid development and modernisation are generating enormous inequality and social tension, and uses its stultifying media restraints to keep people from knowing too much and from organising. “Chinese leaders”, she predicts, “will continue to use these measures for as long as they rule.”

31 gennaio

朱学勤教授枫林晚书店讲座印象

   阿啃1919
  
进杭州城后便一路堵车,到达枫林晚书店已经超过15:30,人多,上2楼的楼梯口都坐满了。此次演讲《都市快报》等媒体都没有预报,但还是汇集了这么多人,看来朱学勤教授还是有影响力的。
 
演讲主题是两种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正是朱学勤本行。朱学勤批判的是文化决定论,讲到五四运动的一个可以商榷之处,便是将政治革命,引向了文化批判。政治其实只要在这一个层面上便可以进行,而怀疑4万万人的国民性,这实际上就是对“民主政治”这一富有普世性价值的东西的一种怀疑。上帝对中国人很薄情,要我们在社会转型中死那么多人,但是上帝其实对中国人不薄,因为他给了中国人三种实验的机会,大陆的体制、香港的,以及台湾的。让我们看究竟那一种更好。
  
毛的文革,除了有宫廷斗争的一面,其实也是五四文化批判的一个延续,毛也曾是五四青年。
  
朱学勤认为,社会的变革,更多的来自宫廷内部的利益博弈,而与“人民”无关。
  
  朱教授讲的多,而我能够留在记忆里的并不多,不过却引起我的一些想法。
  
  朱教授一直讲政治变革就应该框定在政治层面,而不应该把触须伸到文化层面,颇有一定道理。所以朱学勤因为胡适说十年不问政治,而批评胡适。当然,胡适最后没有守住他的诺言。我记得李 慎 之先生就讲过,政治体制决定文化形态之类的话。就是说,任何文化形态,都合适民主体制,台湾的经验就是。早几年有朋友跟我说,中国人素质不行,不能用民主制度,现在农村的村长选举就是一个明证。我的理解是,公民的素质不是一个极权的时代所能够培养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素质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相互促进。关于村长的选举,为什么会暴力加黑金,有几个原因,首先,说明村长还是一个“官员”,有巨大的利益,跟公务员热如出一辙,这是最大的原因;其次村长选举过程和村长选出之后,缺少一个与之抗衡的权力,最好的比如三权分立,但是村长选举就缺少这样一个有力的制衡,是制衡而不是监督,有利益的不重合,才是制衡。我的意思是,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部分,不是说,普选了,基层就实现民主了,民主是一整套政治制度。
  
  朱学勤教授是否应该定义一下他所说的“人民”这个词语。我的理解是,朱教授讲的人民,怕是zg口里一天不离的那个人民的意思吧,所以从文革、到邓小平复出,都跟人民无关,而来自宫廷内部斗争。朱学勤还讲到了美国制宪,就决定于55个人,他们关起门来开会,然后全民公决,成了,是他们的功绩,败了,是他们的罪责。而与美洲人民无关。真的无关吗?这里是否有一点知识分子的精英味道?
 
  我认为民间的呼声是一种重要的力量,朱学勤也讲到近两年的民间维权运动,我觉得这样的民间力量毕竟还是在发挥作用,孙志刚事件便是一例,最近哈尔滨停水事件,最终政府不得不公布一部分事实,虽说有高层的压力,民间的呼声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也是一种互动。王怡说,被打了,总要喊一下痛吧。就是这个意思。
 
  朱学勤反对人性批判,我总是有不同意的地方。尽管我认为极权社会不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但是关于民主与权利的意识的启蒙还是必要的。否则我们依旧走不出一治一乱的轮回。从我小城市的生活经验来看,我常以为我们仍处在“前现代”社会,尽管物质较之以前大量丰富,但是我们的意识依然是《水浒传》,依然是成王败寇,白宇极兄博客所说: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也。从这个意义上讲,白宇极兄的担忧,我何尝没有。所以权利、契约等意识,还是需要普及,须臾不能离开。寄希望于万一。历史是毫无理性可言的,我不知道所谓的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将来。
  
  提问很有意思。省委党校周老师语不惊人死不休,为这次演讲增色不少。具体说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惊讶:怎么有人一语中的,寥寥数语便切中问题实质。zhoura兄说,周教授的孩子,曾是他的学生。也有人说,省委党校的教授,怎么跟党的腔调不一样?周老师说我又不是党员。我想现在很多事情都明摆着,大多数人都是明白人,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说而已,比如,恐惧,现实的利益计较。
  
  阿六头居然是朱学勤的粉丝,真是没想到。阿六头提出了朱学勤的名言“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诚哉斯言。晚上朱学勤走后,傅国涌、阿六头、温克坚等在座,继续话题,傅国涌先生说“得寸进寸”一句话,是同一个意思的不同表述。傅言到,得寸进尺,那恐怕会引起倒退,因为社会的变革,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到来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朱学勤否定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相信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也即鲁迅的著名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命题。阿六头很不错,作为市民社会的文化标志,他表现了一定的,然而可贵的思想深度,他的搞笑、有趣,有精神支撑。
 
  还要钦佩一下朱升华,枫林晚书店的老板,一个看上去腼腆而不善言辞的人。去杭州,一定要去杭州文三路54号枫林晚书店。晚上朱学勤走后,我们在枫林晚聚谈,旁边还有一桌,他们是诗歌朗诵会。
24 gennaio

原来《非常道》是有序的

走向历史破晓时分
——序余世存先生《非常道》
 
中国正在临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

这个时分曾一再被谬解被误待,一再被坎陷被截断,甚至一再被歧引被反拨,但这个时分还是以世所罕见的坚韧、悲怆和善意不可阻遏地走来,——它是东方睽违已久企望多时的正色寅时,破译中国命运的倒计时,我们的历史黎明。
 
这个时分曾是缘自西方的唐突而陌生的概念,由几百年间无数域外因缘、意外演变、突发事件和偶然性混杂激荡的泊来他者。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明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两千年后,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尔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绝对起点,那就是亚细亚。当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主观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永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俾,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谲、迷信、腐败、权争、无道……
 
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终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精神。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他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列宁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而深刻的厌恶和警惕。1902年他严辞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部党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绝将普鲁士专制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是一种“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在俄国统治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隶制”。列宁长期被一种可怖的前景因扰:通过一场革命夺取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极有可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他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已经朦胧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俄国历史的车轮将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后转”,他们都明确地拒绝完全亚细亚式的复辟,即使国家成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产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们坚持“俄国王安石式的计划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了祸害”。俄国人无论如休不能由半亚细亚倒退到完全亚细亚式的黑暗专制,“我们不要中国制度”。
 
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根据某种历史哲学预言,只有西方式的产业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才能震撼东方,将亚洲和中国从自生自灭的黑暗地带推动和引领到世界历史破晓时分。世界历史反复凸显和不断演示的唯一真理是,西方既是东方的征服者(这时西方是入侵者、强盗,邪恶而可恨),又是东方的拯救者(这时西方是施予者、骑士,高尚而可爱)。正如自然界进化历程以及其生命谱系已经并将继续显出的某种秩序和法则一样,牛顿从物质世界和行星运动无限芜杂纷纭的现象中发现了大自然的奥秘,卢梭、康德则“发现了深沉潜藏着的人道的性质,以及人类凭着对它的观察而见证天意的那种隐蔽的法则”。人类乃是天意的不自觉的工具,同时也是天意的最终目的。“人类的历史,在整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幕隐蔽的计划的实现”,有其普遍的、必然的,不为天使而存、不为魔鬼而亡的内在规律。人类展开和实现天意的过程便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便是世界史。因此,由某一种历史工具(民族、国家、阶级、个人)担负起引导世界通向那必然来临的辩证发展阶段,就不仅仅是这种工具的荣耀,而是人类践履天意的使命所在。
 
五百年以来,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以及嗣后兴起和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非殖民化运动、热核武器、新技术浪潮、星际开发、全球化时代……,极其清晰地展示了半个千年中人类命运的基本状态,几乎全盘证实了西方作为世界历史破晓的原创地位和先驱意义,淋漓尽致地演绎着西方与东方之间观照与被观照、启蒙与被启蒙、征服与被征服、拯救与被拯救之间的世界历史关系。在人们可以最直观最便捷地观察和感受到的时空中,这个星球上的物质形态和精神潮流,人类生命的悲剧意识和救赎可能,都纯然出自西方的理念、思维、逻辑、语词、人物和事件。人类全部经验和可能性都被西方文明重新诠释和处理了一番,所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和使命都只能归结到这一蒙受天意的历史哲学和精神谱系,才能被赐予一种世界性的价值认同和人类文明意义的编排。
 
无论“严夷夏之大防”还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洋为中用”,“以日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赶英超美”,“和平演变”还是“和平崛起”,警惕“亡我之心”还是主动“与国际接轨”;无论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严复的《天演论自序》、陈天华的《警世钟》还是光绪帝的《诏定国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宣言书》;无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誓师词》、《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告》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论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还是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无论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是王新命等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季羡林、杨振宁等人的《甲甲文化宣言》,无不有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各类文本背景渗透其中。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舞台,演员、道具、场景都是中国的,编剧和导演却是西方人。孔、老、孟、庄以来,玄奘、张骞、鉴真、郑和以降,作为人类的重要分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脉,中国的全部时空和环境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
 
无论西方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霸道无耻可恶,无论多么震惊、愤懑、屈辱、如丧考妣,无论怎么拒斥、敌对、反抗、不共戴天,也无论以什么名义,以何种方式,以哪股力量,中国都不得不把玩西方式的奇技淫巧,不得不研习西方式的声光电化,购买和制造西方式的尖船利炮(原子弹、氢弹),接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培养西方式的美学趣味,实行西方式 的婚姻、财产、法政、税收制度,也不得不输入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科学、民主、理性精神,还不得不译介以至服膺西方式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西方发现发明的一切,西方无意推销或恶意强加或善意兜售的一切,西方“己所欲施予人”或“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一切,从君主立宪到激进革命到共和政体,从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从工业化、城市化到后工业化、信息化……,中国都不得不全部重新演绎一遍(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这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新塑了中国,构成了现代中国(连这个称谓也是西方式的!)的最大景观。
 
中国也许是最无奈、最勉强、最痛苦,又是最虔诚、最执着、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导,最后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东方国家。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在近十代人160余年时间里,成为西方各种主义、学说、思潮、运动、制度的巨大实验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北伐东征到国共内战到改革开放,中国所有阶级、民族、党派、军队、地区所有人之间的所有组合,所有对抗,所有改姓换代,与其说是中国人之间的较量厮杀,勿宁说是西方文明、意志和力量在中国此消彼长引发的刺激-反应,甚至直接就是西方(包括苏俄、日本)各种历哲学和世界目标的异地抗衡(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还再三被指认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一现实表明,这种抗衡尚未终结)。在地缘上离西方最远,文明类型上最与西方互为异类,最后被西方染指的中国,却成为代价最高、规模最大、地震海啸般文明再造的东方国家,称之为中国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实不为过。
 
1840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依然身置其中。历史如此奇妙又如此清晰如此意外又如此完整地次第展开,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千万年间基本寂然不动的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开天辟地以来亿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若干完全陌生、外来、异类的因缘而遭逢不绝如缕的变故,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两次鸦片战争直接促发了自强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和甲午海战直接引起了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不仅与义和团难解难分,而且使满清王朝和两千年专制帝制难以为继,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先驱和合法性来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的内在渊博源一目了然);凡尔赛强权政治直接激发了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继甲午海战打断了中国上层的近代化进程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又再次打断了中国上层的现代化进程,普鲁士军官团和德国将军曾在北伐、黄埔军校和抗战前期留下身影,而从辛亥革命、北伐、长征到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国共内战、韩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加拉罕、越飞、米高扬、崔可夫都先后直接过问和参予过中国事务;冷战和韩战不仅延缓了中美接近(直到1972年),推迟了中国统一(直到今天),而且急遽恶化了中国国内政治,直接导致了对亲美亲西方知识界的清算,促使中国向苏俄“一边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与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1939年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师承关系也一目了然);1956年匈牙利、波兰事件和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秘密报告)成为中国反右运动、庐山会议的直接国际肇因,1969—70年,勃烈日涅夫-格烈奇科集团对中国实行核打击计划,成为中美建交的唯一原因;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冷战结束在中国的刺激-反应是“韬光养晦”……,新技术革命、文明冲突论和全球化时代直接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入WTO,争办奥运会、世博会,“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外,中国悄悄地提出了“小康目标”、“和平崛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中国曾经几度临近(或声称临近)西方式的历史破晓时分。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始肇者与西方一道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欢呼,中国可望在几十年间走完西方几百年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则将与亚洲最大最文明最稳定的自由国家“平等”地通商,再也勿需用鸦片的战舰一类丑恶的“污物”强迫中国打开门户。中国作为上帝预留给西方的最大的异教徒社会和最大市场,将从此受到西方足够的尊重,四亿中国人将不仅彻底挣脱中国两千多年、尤以明清绝对专制主义为甚的东方专制主义桎梏,而且将取代日本,率领整个亚洲走向约二十代西方人已经享受过的历史破晓后的光明与幸福,孙中山被称为东方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
 
1949年10月初,中国最有才华最富激情的诗人胡风曾用“时间开始了”几个创世般的词语讴歌新中国的诞生。与陕北老农一样,中国最浪漫最有想象力的作家,除了用“红太阳”来象征新国家新领袖外,已经不屑于任何汉语词汇了。毛泽东被称为中国的卡尔、列宁。
 
历史表明,“旧”、“新”两个中国都从来没有走到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孙中山、毛泽东两人撒手尘寰时,仍是忧思重重,疑虑重重。其后,中国几度兵结祸连,内忧外患,直到坠入浩劫的深渊。
 
历史表明,无论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无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都是西方文明某一方面、某一阶段、某一国家或某一阶级的历史目标。高度多元化且变动不居的西方文明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中同时为中国认同和接受,何况,正当“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求取真理时,西方自身却几度陷入危机和黑暗之中。
 
1900年,巴黎大博览会拉开了二十世纪的帷幕,欧洲资产阶级全都陶醉在空前的繁荣和希望之中。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似乎已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的美好预言逐一实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欧洲向世界推广,无数普通人享受着户外活动、阳光、草地、沙滩;火车、轮船、飞机正在和即将把西方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游客送往世界各地;人口持续增长,社会保障和福利正惠及社会每个角落;司法黑暗已难为公众容忍,酷刑遭到普遍谴责,死刑被争先恐后地废除;无线电和电影即将成为大众消费品,家庭装饰和流行时尚已从巴黎、伦敦走向外省和城镇;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小冲突和零星的海外战争外,西方人已经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然而,乌云和梦魇已开始蔓延。世界变得陌生而荒诞,虚无主义和孤独感在摩天大楼之间徘徊,传统价值观被工业文明和庞大的城市碾碎,各种前所未有的焦虑、苦闷和绝望悄然笼罩。灵心善感的诗人率先发出不祥的声音,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比亚兹莱、道生、兰波、杰克松、艾略特等人拒绝承认布尔乔亚、银行家、政客和资产者的黄金时代,他们直接用“恶之花”、“荒原”、“地狱”来形容西方世界,将培育了一千年的西方文明和三百年的现代化斥为一堆浸泡着腐尸的恶气浊水。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一切流派,都在诅咒正在上升和扩张的西方文明。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斯宾塞、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敲响了大限将至的恐怖警钟。雅斯贝尔斯满怀忧愁地预言,不但欧洲已经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处于暮霭沉沉之中。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没落如此迅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灭亡。松巴尔特指出,我们能肯定预言的,只有人类的毁灭和世界的末日。尼采则以他那句最严厉的谶语“上帝死了”为世界蒙上一道浓黑的词语阴影。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奥斯威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古拉格群岛坐实了忧患预告者的咒语。
 
也许是天意,西方文明风雨如晦、日落西山时,苏俄革命也走到自己的尽头。一场受历史启发,以“解放全人类”为旗帜、吸引了无数正直理想人士的全球革命,竟然一夜之间戏剧性地崩溃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废墟中,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密布的阴霾充斥着天文数字般的死亡。
 
西方和半西方苏俄曾经先后升起的精神太阳几乎争先恐后地殒落了,天意如此,中国在走向西方式历史破晓时分的160年间,其悲伤、苦情、灾难、死亡又何尝逊于整个西方!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关于黑暗和黎明的历史和生命哲学。
 
1840年以来,中国国事蜩螗,“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著”。既要安内,又要攘外;既要国族自保,又要实现民权;既要反对西方列强豆剖瓜分,又要抗击同种同文的日本的侵略;既要改变积弱积穷,又要实现平等、正义;既要依靠农民,又要实行工业化;既要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又要向传统寻找根基与合法性……
 
这一切相互重复、冲突、否定的事变,并非是对西方的机械简单的“刺激-反应”,中国这一庞大的生命-文明共同体正是在近二百年的变异和阵痛中,重新孕育着新的希望。
西方向全球扩张的历史,是一种高度世俗化物质化的过程,其中的善恶、变易、消长完全能为中国辩识。中国久远的入世精神和道德诉求最终不难作出适当的制定,予取予夺,不致离谱。
 
中国古已有之的民本思想和人文情怀,“下一转语”,即不难与西方近代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会通,而儒家坚持“人之初,性本善”,则可矫正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可能出现的极端与任性;中国道德自我建立的传统,更能防止西方个人原则不可避免地脱序而出的可怕弊端。
 
西方的天命意识可望自然而然地为中国认同,包括西方历史破晓的历史哲学,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舛亡”,所谓“天何言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中国在坦然面对时代黑暗、坚定走向历史黎明的路途中,有特殊的精神支撑和道德期许,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纯正的人生哲学是一切历史哲学的基石,在“上帝缺席”的苍凉寂寥天间,中国人甚至将苦难看成一种天意的垂顾。
 
腥风血雨而又波澜壮阔的戊戌变法前后,谭嗣同、康有为曾先后写下《仁学》和《大同书》。虽然西方在社会变革方面先行了若干步,但从蛮荒到文明的历史行程中,中国先贤创设的“仁”心和“大同”有可能包含并超越西方范例所启迪的民主和富裕社会,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宇宙道德原则,而具有永恒的形而上学源泉。
 
卢梭的伟大和天真都在他那句名言:人生而自由。这位自由之子,始终没有洞察人类自由本性的重要前提:作恶。他感叹世间一部完美立法之不可能,因为那意味着全体人类都变成自由的天使。真正伟大的康德指出,即使是一群魔鬼也行,只要他们有这种愿望。西方这位最易为中国人敬重的智者留给世界的遗言,仍需人们深长思之:恶已经被人造就了,而善则尚有待人类创造。
 
中国深通“一阴一阳之谓道”,深谙世道人心微危变易的法则:有“所存者神,所过者化”母体般的文明化育张力。中国曾经作为东方明古国,独步东亚数千载,并且几度“同化”亚洲蛮族。这种神奇的文明华育能力,同样可以在1840年以来欧风美雨俄雪卷全球的大变局中显出端倪。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的视界坚持带给中国一个“好消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并没有失败,单从“1920年间到1990年间只七十年间,中国人集体的把国家和社会向前推进了三百年,这是一种伟大的事迹。……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他在《万历十五年》的台北版序和大陆版跋都先后指出:“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此中最紧要之处则是刻下大隧道即将走穿,前面已见曙光。”他不赞成对中国近代史“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那样“不外袁世凯错,孙中山错,蒋介石错,毛泽东错,邓小平又错,而蒋经国也错。…如果中国不能适当的找到它的历史地位,决非人类之福”。
 
中国160年来的凶吉祸福,是悲恩怨,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历史关头,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几乎都是悲剧性的,中国人领受“天地不仁,以万民为刍狗”这一“天意”,在世界各国中可谓无出其外。但一条潜行的历史法则却每每从无数次的荒诞和悲剧中显现了人类自由本性的主体“善”的不朽光辉。所有的屈辱、冤情、苦楚、流血、灭绝,所有的努力、奋斗、希望、爱和牺牲,都围绕着一条历史的中轴线——走向真正的历史破晓——而被赋予人类精神的自我实现和“人是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这一永恒的意义。
 
我们度过的最艰难困苦的是历史的虚无时分。对于中国人,取缔了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关怀,不啻取缔了他的生命基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先天欠缺天堂与地狱、轮回与涅槃的民族,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历史就是我们生前与死后的世界,历史就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国人,开启历史,就是走向未来。越是回溯历史最幽深、最黑暗的通道,越是临近历史的破晓时分。
 
根据当代宇宙学家的测量计算,自从大爆炸以来,宇宙已经存在了150亿年。如果把宇宙生命浓缩折合为365日,要到9月14日才产生地球,12月31日晚10点30分才出现人类,人类的全部文明历史还不足10秒钟。只是到了宇宙日历最后2秒钟,包括13亿中国人在内的今代人类才有了一种共同的命运。
无论如何,西方人是全球化的先驱,西方的精神太阳曾经光芒万太,西方对中国的同情并不全是伪善,对中国的诫惧也并不全是讹诈,西方引导的历史破晓时分更不全是一场诓骗。感领过西方精神太阳的辉煌和暗澹的中国,已经来到一个临界点,可望争取扮演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甚至有可能给危机深重的世界一种特殊的补益。“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只有把西方文明的主流正脉,西方世界的精髓转化为中国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望走向否极泰来、起生回生的觉醒和复兴。
 
个体生命往往不易理性地理解他所处的时代,更不易知道他这个时代的来路与去向。而中国自1840年以来所进入的“非常”历史阶段,实在有太多的教训与经验,挫折与进步。这座历史宝库贮藏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骨髓、智慧、情感、理想、心愿,这是中国人在近二百年间共同编织的稀世大梦,共同上演的旷世活剧,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家谱,共同遗产,我们走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不可须臾离弃的烛光、火把、太阳。
 
历史是一位与所有人签订了生死契约的不死老者,他的顽强、狡诈和吊诡超过一切凡人。他以谁为代言,在什么时候发声,以何种形态返回尘寰,永远不可蠡测。
 
余世存先生,湖北随州人,北大中文系毕业,刚度过第三个本命年。他以白净宽广的额头、秋水般的双眼、诗人的灵心善感,多年为汉语世界的清冷寂寥忧心如焚。他犹如一名预告坍塌和毁灭的隐修士,唱诗班中永不现身的梦幻幽灵,送葬行列中远远驻足沉思的局外人,眨着冷眼颤着热心,用炼丹术般的修辞和锤炼了几千年的汉语韵律,为中国几代汉语创制者壮行。
 
我与世存先生相交经年,在我们有限的接近中,笼罩在他身上太多的忧郁和孤寂,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情和不忍之心使我惊讶、揪心。在比我整整年轻二十岁的他的身上,总有老式的幻灭,簇新的愤怒,一轮又一轮的精神炼狱,几乎没有任何排遣、消闲。他那天生的忧世伤时比寻常的幽愤更苦涩,比个人的不幸更绝望,比通常的悲观厌世更尖锐,他所唤起和拒绝的有时甚至超过了虚无,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对的物事。他的敏感、同情、正义和英勇,他的才华、血性、灵气、悟性,直接预示着个体生命精神破晓的壮丽。
 
我无法想象他竟然耗费了几年光阴,清灯黄卷,涕泗长流,在几百本陈年旧书中,寻找在他心中奔泻、也在成百上千名杰出同胞心中奔泻过的力量、光明、爱,搜寻让他和无数同胞无数次唏嘘扼腕、忍禁不俊的种种可怕可恶可恨可耻可笑的行径。
 
这是一次幅射式的历史道白,中国非常时期的超历史对话。但愿它唤起的不单有苍黄而灰暗的宿命感,命途多蹇的绝望,也有浩气长流、悲欣交集的感戴与超迈,毕竟正如一位感悟特异的先知所云“夜正长,路也正长”。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世存先生遥存中国先贤心志,一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苦心孤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者,应作如是观,也当为关心世运的大雅君子所不废。
21 gennaio

这则该给贝瑞看

倒是中国移动,让俺不得不说一说:
 
俺兜里揣了两个手机,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中国的(一棵是枣树,一棵不是枣树,嘿嘿)。因为在国内还有未竟事宜,得随时听喝。中国手机,俺用的是中国移动的“全球通”,去年在北非,它就一直有信号,这次到中美洲,也一直表现良好,甚至在加勒比海的游轮上,也能够收到国内朋友发来的段子。每到一个国家,中国移动都有提示短信发来:你现在到了某某国家,手机资费是多少,短信费用是多少,中国大使馆电话是多少,报警电话是多少,一应俱全。俺想,这都是跟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移动把业务拓展到这里理所当然,看看到没有邦交的国家,会是什么结果。
 
到了伯利兹,大街上,华文招牌甚多,挂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俺的中国手机又接到中国移动的短信了,说是可使用GPRS,费用是109.83元/mb,漫游短信3.85元/条,末尾,是一句“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代管”。
 
看着手机上的中文短信,心里话,俺挺佩服的,这种天涯海角的地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地方,移动也把业务做了过来,不容易。是这次旅行记得住的一件事。
 
转引自“小众菜园“薛海翔的帖子
19 gennaio

自由短论

伯林著 秋风译
 
    何为政治自由?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在古希腊,自由就是指能够参与城邦的治理。法律,只有在我有权参与制定和撤销它的时候,才是有效的。自由就是指不被强迫遵守他人为我制定的法律,也不服从他人。这种类型的民主制度就必然意味着政府和法律要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不能不接受这种监督,他也从来没有要求摆脱这种监督获得自由。民主主义者(democrats)所追求的只是每个人都须平等地接受批评、调查,必要的时候要接受法庭或任何一个全体公民有权参与建立和维护的其它机构的传讯。
  
     而到了近代,出现了一种新观念——邦雅曼·贡斯当阐述得最清楚——也即存在一个生活领域,即私人生活领域(private  life),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公共权威干预这一领域被认为是不可欲的。古代社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谁来统治我?”有人说应该是是君主,有人说应该是最出色的人,有人是说最富裕的人,有人是说最勇敢的人,还有人说应该是多数,是法庭,或者由所有人无记名投票进行统治。而在现代社会,最核心的问题则是“政府统治的范围应该有多大?”古代社会假定生活只有一种,法律和政府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理由听任任何一个角落逃避这种监督。而在现代社会,不管是由于教会反抗世俗国家的干预的斗争,还是由于国抵制教会插手的斗争,或者是因为私人企业、工业、商业的发展及其希望保护自由免受国家的干预,不管是因为哪个原因,我们都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存在一个边界;不管私人领域有多小,在这个领域中我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愿意相信什么就信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不涉及他人同样的权利,或者破坏使这种制度安排成为可能的秩序。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它或者完整、或者部分地体现在美国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体现在洛克、伏尔泰、潘恩、贡斯当和J. S. 密尔的著作中。当我们谈论公民权利或是文明国家的(civilised)价值时,我们所说的就是这种意思。
  
      人需要保护自己的自由免受他人或政府的侵害,这样的想法,古代社会的人是断难接受的,我所说的古典希腊或古典的观点,可以归结为这样的论证:“你说一个人有权选择他喜欢的生活方式,但这是否适用于每个人?如果个人是无知的、幼稚的,没有受过教育,精神有缺陷,把握不住健康和发展的恰当的机会,那么,他就不知道如何进行选择。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自己究竟需要什么东西。这时,如果有某些人理解人类的本质是什么,知道人类渴望什么,如果这些人,或许是通过强制的办法,替大多数其他人作出选择,而假定某个时候这大多数人足够明智、信息灵通、成熟老练、比较发达,肯定也会为自己作出同样的选择,那么我们是否能说他们剥夺了这些人的自由?他们确实是在干涉他人,但他们完全是为了让这些人做自己也必然会做的事,当然,前提是这些人如果足够明智,或者说处于最佳状态,而不是在屈服于非理性的冲动,或像小孩子那样任性,或者听任自己本性中动物性的一面主宰自己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算是干涉他人吗?当父母或老师强制老大不情愿的孩子去上学或要求他们努力学习的时候,也总是说尽管这些孩子现在还不明白,但如果他们懂事,他们自己也肯定会这么要求自己,因为他们是人,所有人都会这么要求自己的,那么,这些家长或老师是否剥夺了孩子们的自由?老师和父母所做的其实是发掘出被遮蔽的真正的自我,满足他们真正的需求,所抑制的正是其表面自我的转瞬即逝的需求,而当孩子们成熟懂事后,这个表面的自我就会像一层皮一样蜕掉。”
 
      如果把这里的父母、老师换成教会、政党、国家,就成了很多现代当权者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据说,我们遵守这些制度,实际上并不是遵守制度本身,因而我们并不奴役,因为这些制度体现着我们自己最佳状态和最明智的想法,而自我克制并不是受到约束,自我控制并不是受到奴役。
 
     上述这两种观点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两者之间的斗争正是现代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一边说,把酒瓶子拿开、放到酒鬼够不着的地方,并不是剥夺他的自由;如果不准他酗酒,哪怕是用强制的办法,那么他会更健康,因而会更能胜任自己作为一个人和一位公民的职责,也就能找到更真实的自我,因而比让他继续酗酒、并摧毁自己的健康和理智那样,获得了更多自由。他并不知道酗酒完全是自己疾病的症状,或者是对自己的真实愿望无知的结果。另一边并不否认反社会行为必须受到限制,在有些情况下,确实需要防范人们伤害他们自己或损害他们的孩子及他人的福利,但他们不认为这种限制也算自由,尽管很正当。为了给其他美好的东西,比如安全、和平或健康留出空间,有时不得不剥夺自由,或者为了明天有更广泛的自由而不得不限制今天的自由;但是剥夺自由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和强制,不管这种强制多么正当,它也永远是强制,而不是自由。这些人说,自由仅仅是很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如果自由成为保障其它同样重要的价值的障碍,或者妨碍了其他人实现其目标的机会,那它就必须让路。
 
     对此,另一边这样回答:这隐含着把生活分成公共的与私人的两截,它假定,人希望在他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中做其他人可能不喜欢的事,因而需要受到保护免受这些人的干涉——然而,所有这些观点都建立在一种完全错误的人性观点上。人类是这样的:在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发挥的理想社会中,没有谁会想做其他人不乐意或要出面阻止的事。而改革者和革命者的恰当目标就是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壁垒,让所有东西都处于开放状态,使人们都毫无隔阂地生活在一起,这时候,一个人所期望的,就是所有人期望的。希望自己独自呆着,希望自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管自己的家庭、雇员、自己的政党、自己的政府、事实上是自己的社会整体对此作何评断,这种希望本身,就是社会失调的一种症状。要医治这种症状,必须得像社会主义所期望的那样改变财产关系,或者像有些宗教宗派所认为的那样取缔批判理性,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政权都孜孜以求要医治这种症状。
 
      根据这种看法——可以称之为有机的——一切形式的分立都是坏的,什么不容践踏的人权的概念,其实正是隔阂因素——是人类彼此分裂隔绝的高墙,是坏社会才有的,而在正确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所有个人的溪流都要汇入到不可分割的人类洪流中。而按照第二种看法,即自由主义的观点,人权,我自己可以不受监视的私域观念,是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独立性不可或缺的基础,而每个人都需要这种独立性,只要他发育成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兴趣;因为多样性正是人类的本质,而不仅仅只是临时性的条件。这种观念的鼓吹者认为,为了构建一个普遍自主的人类社会——即所有人都朝着一个合理的目标前进——而剥夺人们这样的权利,必将毁灭个人选择的空间,尽管这个空间很小,但如果没有它,人就没有什么活头了。
 
       有些人主张,极权主义或独裁政权也以一种残忍和被歪曲的形式站在这两种观念的一边,而自由民主制度则倾向于另一边。当然,两种观念分别追求的人的多样性和人的合为一体,或者两者的调和形式,在现实中都是可能出现的。它们是两种最基本的观念,此起彼伏,主宰着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整个世界。
04 gennaio

三种兵器

电视上老片回放,放的是《大闹天宫》。突然想到唐僧三个徒弟的三件家伙什儿可以说道说道。
 
孙猴子从龙王那里抢得定海神针,所谓金箍棒,棒状,疑为男根的象征。这根阳具可大可小,雄起之后差差捅破了天。
 
猪八戒使钉耙,并非自高老庄倒插门始,在庙堂之上就习得,可能寓意金银珠宝、财色佳肴,一切合乎欲望之物都要爱抢到手,捞到手,耙到手。所以他所用的钉耙多至九齿。
 
至于沙和尚就更简单了,肩上扛一个铲,就是要把一切欲望铲除,他在书中也真是一个无欲则刚的形象。
 
而他们三人的法号:悟空、悟能、悟净,也正好与以上所说对应。

房价开始回稳

 
表中为房价的年增长率,可以看到在大多数国家,这一增长率都有下降。大多数专家现在还认为房价会实现软着陆,即不会下降,但考虑到房价目前被高估的程度,房价即使不下降,也可能止步不前。
 
下表为房价被高估的程度。这主要是依据“房价与租价之比”,并考虑了利率、税率、维护成本等得出的。
 
10 dicembre

看完了Rome第一季

公元前47 年,恺撒从埃及进军小亚细亚,毫不费力地战胜了米特里达梯的儿子法尔那西斯。恺撒向元老院寄去了关于这次胜利的著名战报。战报中只有三个字:“我来,我见,我胜。”公元前46—45 年,恺撒继续打败并肃清了庞培在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残部。公元前45 年9 月,恺撒回到罗马,长达4 年之久的罗马内战终以庞培派的失败而告结束。恺撒成了共和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
 
随着内战的结束,恺撒的权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前46 年,他被元老院任命为任期10 年的独裁官,并有权拥有侍从72 人。公元前44 年,元老院再次通过决议,任命他为终身独裁官。此外,他还通过各种途径拥有执政官、终身保民官、大元帅、风俗长官、大祭司长等头衔。名义上,罗马的共和制度依然存在,公民大会和元老院会议照常召开。每年的官职选举也按时进行,但实际上,罗马的一切权力都已集中在恺撒手中。
 
恺撒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他使大部分老兵在意大利或行省内得到土地,使8 万多退伍老兵、贫苦公民在各行省分得份地,并且在许多涉及自治市活动的法令中,规定了老兵应该享有的特权。
 
第二,改革元老院。把一些非元老贵族出身的奴隶主选进元老院,并将元老的人数增加至900 人。
 
第三,把公民权扩大到一些行省。恺撒在高卢时就已把公民权给了山南高卢。后来,他又给西西里的希腊人和西班牙的许多公社以拉丁公民权。
 
第四,改革税收制度,规定由国家征收直接税。恺撒赞成每年支付固定税款代替农业税,以保护行省居民,只有间接税仍然采用包税制。
 
第五,颁布新法律,严惩贪污勒索的行省总督;剥夺行省总督的军权,而只保有其司法和行政权,行省的军队归恺撒的副将以副行政长官的名义掌管。
 
第六,改进历法。罗马人曾实行太阳历,一年355 天,补增一个周期性的闰月。现在恺撒接受一种由亚历山大里亚天文学家索斯吉纳斯发明的新历法,每年为365 天,每四年补加一天,这就是世界上有名的朱理亚历(或译作儒略历)它一直被西方世界沿用到1582 年。
 
恺撒的改革不仅有利于罗马奴隶主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意大利和各行省奴隶主的利益,尤其是他的行省政策更为帝国在这方面的改革开辟了道路。
 
当然,恺撒的独裁和改革也触及了元老贵族的传统利益,尽管他们表面上支持恺撒的独裁政策,但在暗地里却加紧了颠覆恺撒政权的活动,公元前45 年3 月15 日,以布鲁图和卡西约为首的共和派集团终于在元老院议事厅刺死了恺撒。恺撒的拥护者们为恺撒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08 dicembre

继续看Rome

看了第4至第8集(第7集缺失)。昨天拿到在京东上买的VGA线,在投影上看,清晰度可以接受,可惜音频接到功放上效果太差,仍只能依靠T42解决。

涉及的有关史实如下:

恺撒随即占领罗马,夺取国库,在作了军事上的部置之后,便向西班牙进军,迫使庞培在那里的军队投降。公元前49 年冬天,恺撒回到罗马,被宣布为独裁官。过了11 天,他放弃这种非常权力,而当选为公元前48 年的执政官,此后,他便开赴去东方与庞培作最后决战。

在巴尔干决战初期,庞培曾多次击败恺撒,但在公元前48 年的法萨卢战役中,庞培遭彻底失败,逃至埃及后为托勒密廷臣所杀。恺撒追踪庞培至埃及,以庞培被杀为由,干涉埃及王位斗争。他杀死肇事的托勒密廷臣,废黜年幼的托勒密国王,宣布托勒密的姊姊克里奥帕特拉为埃及女王。

30 novembre

王安石为什么做宰相

《冷斋夜话》尝记王安石与同乡后辈朱世英谈话云:
 
   (公)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语作宰相。”世英曰:“愿闻雪峰之语。”公曰:“这老子尝为众生做什么?”
 
 
转引自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21 novembre

光棍节的损失

        十一月十一日,死了一个叫彼得·德鲁克的人,这是一个损失。这个损失对于我,至少是阅读乐趣方面的。我读过能找到的他写的文章和书。读他的书是愉快的熨烫,把思想中的疙瘩和纠结熨平,熨过之后,连自己闻来都有棉织物的香气。他死之后,管理学书籍又该只是炼金术士的乱语了。
 
       我同意唐学鹏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追问德鲁克》一文中所说,他的观点特别让一些白领感到欣慰。记得他提出“知识工作者”的概念,指出在传统社会中,分工不细,专业不深,大多数管理者都是从最底层做上去的,专业知识往往较下属为强;而在知识社会中,某个底层白领即可能是一个公司在某个领域中最为专业者,这也就意味着管理者必须把自己的角色向“教练员”转化。
 
       这番话语在以媒体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底层知识分子看来,自然比《谁动了我的奶酪》那样赤裸的训斥要入耳得多,也孰几可以解释他难得在中国拥有与他学术地位相称的名声。
 
        他最好读的一本书是他的自传《旁观者》。我有的一本是海南出版社出的。他是一个大才、通才,属于维也纳学派。
 
        “做世界的旁观者,还是做世界本身?”这是当初我读之后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找到答案。